最近重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大作，頗多啟發。康納曼的專業是心理學，尤其是關於人的決策心理，他把人的思考分為兩個系統，系統一和系統二，系統一是自動化運作，非常快，不費力，而系統二需動用注意力，處理較費心智的活動，如數學計算等等。
系統一的思考快速，因為走的是捷徑，因此常犯錯而不自覺，各種行銷廣告利用的就是系統一的思考。他舉了很多捷徑，例如（一）促發效應：不自覺地被文字、圖象或意念而影響認知與行為；（二）曝露效應：熟悉了，你就會喜歡；（三）月暈效應：愛屋及烏的意思。系統一的思考，喜歡依可用的捷徑去編一個故事，讓系統二相信，這樣系統二就不必耗費心力資源去做決定。系統一還有一個特性，就是我們喜歡用簡單的問題來替代困難回答的問題，這並不是真正回答問題，而且我們很難察覺到這種替換。比如不知如何決定是否要投資一家公司，簡單的問題是你喜歡不喜歡其產品，困難的問題可能是要深入了解這家公司；在投票上，大部分的人也是以簡單的問題來替代困難的問題。
如康納曼所言，「我們大腦裏的世界並不能反映真實的世界」，而且「人們經常依照情感來做判斷和決定。」換言之，大多數時刻，我們是受到情緒指引，而非理智，這就是系統一思考的特性。情緒的尾巴搖理智的狗（The emotional tail wags the rational dog.），心理學家海特這句話最為傳神。
系統二的思考，是理性的思考，比較不會受到偏見或捷徑的影響，因為警覺性比較高，想的比較深入，考慮也的比較多，當然也最耗神。系統二思考會提高我們對證據與推論警覺性，不會輕率下判斷。然而，系統二大多時候沒有發揮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是無知，一是懶惰。無知自然無法運用智識來避免捷徑的干擾，而懶惰則是為了避免耗費心神精力的自我保護機制。小決定，系統一或許犯錯，但代價不大，然而重大事務的決定，應該啟動系統二，以避免錯覺與偏見的影響。
這本書啟發我另一種思考，在社會層次上，是不是也有系統一和系統二的現象呢？這個答案幾乎是肯定的，誠如孫中山所言，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人有兩個系統的思考，政治世界自然也有快思慢想這兩個系統，這也提供我們一個觀察政治體系的新角度，亦即系統一和系統二的角色和比重有何不同。
我們一向習於把民主視為崇高的價值，但仔細觀察民主社會，它實際上有兩個雙胞胎，哥哥是人見人愛的自由、平等、開放與選舉，弟弟則是令人憂慮的系統一思考。雙胞胎是分不開的，因此，民主體系天生就具有系統一思考的傾向，這一點從民主選舉過程中鋪天蓋地的各種文宣即可發現，現在再加上網路這個載體，系統一的運作更是如虎添翼。
以台灣來說，我們的民主的系統一思考傾向愈來愈強，亦即常常利用捷徑來思考，讓錯覺與情緒導引自己的決定。舉幾個例子來說：（一）年輕學子反服貿，但只有很少的人看過服貿協議；（二）輕易相信口號，例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等等；（三）容易受網路風向的牽引，楊蕙如案子的背後即可看出其可怖；（四）不論是「討厭民進黨」或「討厭韓國瑜」，討厭這兩個字就是情緒的反映；（五）政治雙重標準，以顏色論斷是非等等。
由西方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來看，正因為系統一思考是民主社會那個令人憂慮卻又無法擺脫的雙胞胎之一，民主社會更需要獨立媒體、獨立機關（司法、選務等等）、以及獨立大學保護系統二的制衡作用，免於系統一思考成了主要的決策者。美國民主的發展過程中，媒體以及大法官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例如華盛頓郵報曾揭發水門事件，讓尼克森下台，大法官的釋憲也是對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限制。也因此，當民主社會裡的統治者想要集權時，必然會對獨立媒體、獨立機關與獨立大學下手，使其對系統一保持緘默，甚至於也成為其中一部分。這樣的故事並不新鮮，不少民主國家的歷史可以為證，更糟糕的是，今天世界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台灣在內，也都在上演同樣的歷史劇。
康尼曼認為無知與懶惰是系統二未能發揮作用的原因，但在政治世界，系統二未能發揮作用除了這兩個原因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是權力俘虜了系統二，使系統二成為掌權者的工具，一是系統二的保護機制失去了作用。這樣的發展過程，令人感到非常無力，或許這是民主化過程中，民眾必須學習的一課，但付出的學費實在是太高了。 （相關報導： 為何鄉民都喜歡「打臉」別人再沾沾自喜？心理師：你有多用力打臉對方，就有多想被他了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華人遠見菁英論壇》，授權轉載。（原標題為：政治世界的快思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