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談到台灣面臨的許多挑戰，「中國因素」常是共同的歸因。台灣社會民主經濟學社共同創辦人林敏聰18日探討台灣經濟體制的缺陷，則提出「台灣因素」，包括規模量產至上的代工產業結構與思維、缺乏進步價值、漠視基礎研究等3個問題。他指出，理解、改變「台灣因素」，台灣才能邁向社會民主。
林敏聰在台灣教授協會的「更新主權的想像、實踐當代的主體」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對於如何回應研討會的主題，他的答案就是建立以「進步價值、社會團結、創新經濟」為願景的「台灣社會民主國」，而經濟體制就是建立這樣一個國度的核心議題、物質基礎，「不改變經濟路線、不改變經濟結構，永遠只能每天上街頭」。
林敏聰:台灣經濟結構問題，太容易歸因於「中國因素」
任教台大物理系的林敏聰表示，台灣現在談很多經濟結構問題，太容易把很多原因認為是「中國因素」，好像講到「中國因素」，台灣的問題就都不見了，若不能面對自我因素，完全認為是外在因素，「永遠沒辦法改變我們自己」。
他指出，台灣須徹底檢討掠奪式的經濟體制對台灣核心價值的傷害，包括傷害弱勢勞動者、污染環境、造成低薪崩世代、土地房價飆漲等；他提出3點「台灣因素」：1、台灣代工產業成功，卻也形成短視、對長期研發沒有耐心的強大現實主義，技術邏輯與經濟邏輯已根深蒂固；2、進步價值是創新的內在動力，台灣缺乏社會民主、進步價值的經濟體系；3、台灣研發經費總額不低，達世界水準，但偏重研發鏈後端投資，與主要國家比，基礎研究長期被漠視。
林敏聰呼籲公民團體假想自己是政府，對這些問題提出整合性解決方案，「公民治理的政治基礎需要公民智庫」，需要大家「攜手、攜腦」投入。
台灣難轉型「投資驅動」？ 學者提北歐「彈性安全」為例
台灣社會民主經濟學社共同創辦人吳啟禎發表「公平經濟新圖像」的論文，他指出，台灣一直想進入「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但仍持續處在「投資驅動」的階段，一個創新的經濟，必須是「以人為本」的經濟，但台灣勞動市場的工作內容及組織型態可供選擇的機會不多，也缺乏妥善的職場技能再訓練機制，對勞動者的生命品質、企業效能和整體經濟動能來說，都是巨大耗損。
吳啟禎指出，全球化是知識「很容易過時的時代」，重要的是不斷學習力，深化技能，才有創新的基礎，北歐與荷蘭擁有最高比例的自主學習工時，這也說明為何他們的競爭力總能在全球中勝出，這靠的不是勞動者的個人意志力，而是他們有強大的「彈性安全」（flexicurity）勞動體制與完善公共福利體系。
他以丹麥的「彈性安全」體制為例指出，低階服務業等最弱勢的勞動族群特別受到照顧，國家並提供職業婦女足夠育嬰假等相關福利，使多數受雇者能在自主性學習的工作樣態中不斷探索適合自己的工作與技能，發揮天賦與熱情。
國家難再保障勞動 林佳和：全球化讓勞動與主權脫鉤
政大法律系教授林佳和談論「勞動與主權」的議題。對於吳啟禎提到北歐的「彈性安全」勞動體制，林佳和指出，台灣近10年來，每年都辦國際研討會，邀北歐國家代表來台分享經驗，這幾年他發現連東歐的後社會主義國家波蘭也有成功經驗，但台灣每年的會議結論都是北歐經驗「太美了、太棒了」，「但不適用台灣」、「如果彈性安全暫時不適合我們的話，我們要如何找到自己的模式？」
他指出，在保障勞動權益上，國家原負擔保任務，國家會創造勞動、保障勞動，全球化改變這個邏輯，國家競相以犧牲對環境、勞權的保障、減免租稅等作法吸引投資，國家的主權被淘空，全球化最大的困局就是勞動與主權、國家、社會、市場、金錢都脫鉤，又例如金錢不再做真實資本投資，而拿來做熱錢炒作。
林佳和指出，談到勞動問題，沒有辦法只聚焦在國家主權的面向，但不可能逃避這個面向，「不可能有人談勞動問題，卻說國家主權不重要」；台灣作為主權空間，面對國際與全球資本分工體系，要如何自處？另外，台灣至少有100萬人在中國工作，到底在不同的主權體之下，要如何處理勞動問題？
他引述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話指出，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新發明政治」，政治出現問題，做不到承諾，必須重新找回政治，在勞動議題上，處理個別勞工保護、勞動市場如何安排「彈性安全」體系，雙邊、多邊秩序如何處理勞動移動，「國際勞工組織」如何找到對勞動力最好的管制等議題。
至於台灣與中國的問題，林佳和指出，主權看起來好像不存在，但並不是真的不存在，前國民黨政府曾想要簽訂兩岸勞動合作協定，這也許不是很好的名詞，但至少代表，「政府一定要做些什麼」，在此議題上，政府不能袖手，必須找到應有的做法，也許不令人滿意，也許有很多批評，但政府非做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