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經濟學」這個概念大抵是由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Ted Schultz）提出的，他藉由關註開發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低效率、貧窮與工業的高生產率、高收入之間的反差，從而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則由印度學者班納吉、法國學者杜芙若與美國學者克雷姆對於「緩解全球貧窮問題的實證研究」共獲殊榮，顯然近來的「全球貧窮問題」已獲全球關注。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目前全世界貧困線標準(日均收入低於1.9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約為11.53億人，多數位於在南亞、非洲與南美洲。但實際上貧困人口遠遠多於這數字，因為貧窮門檻為相對標準，需考量各國基本生活所需、物價與薪資等因素，即使同一各家不同地區都可能有極大差異。如何改善貧窮已不是單一國家所面對的問題，而是全球各國政府都必須面臨的一大挑戰。聯合國更將10月17日定為國際消除貧窮日，藉以提高全球的滅貧意識，共同為減少貧困的共同目標努力。
根據我國財政部統計資料，2017年綜所稅申報中，所得最低5％的平均收入，只有4.2萬元，跟最高5％的平均所得476.3萬元相比，差了113.4倍，創歷年新高；主計總處所公布的2018年家庭收支調查，全國前20％的高所得家庭，可支配的所得有209.9萬元，但對比之下，後20%的家庭可以支配的所得只有34.5萬元，差距6.09倍，創下六年新高。這些統計數據都再再顯示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為積極協助具工作能力及意願者的國人脫離貧窮，維持基本生存水準，我國是以《社會救助法》來扮演社會安全網角色，並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以戶為單位審核家庭收入、動產、不動產三項標準來認定是否符合資格，動產與不動產在一定限額內，且低於當地區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為最低生活費標準（貧窮線）的家庭，為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後每人每月高於貧窮線但不超過最低生活費1.5倍，且不超過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則為中低收入戶。以108年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的資料來看，臺灣省最低生活費1萬2,388元，中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限額1萬8,582元。
目前全台約有25萬貧戶，其中低收入戶142,456戶、302,698人，中低收入戶109,807戶、318,432人，貧窮率約為3%，這不是一個小數字，更何況這是因為低收或中低收皆是以戶為單位，只有在民法規範的家庭照護功能失能時，國家才會相應地提供社會救助，這也是政府貧窮統計與真實的貧窮與新貧狀況有所落差的主因。更何況有更多是「落在貧窮線邊緣外」的家庭，若不能有效協助這些新貧者協助與脫貧，勢必成為社會的新隱憂。
貧窮的因素很多，筆者認為造成台灣新貧人口快速增長的成因可以分為三大類型：一是經濟轉型不利，以致中下階層難以面對經濟急劇發展的社會。基層勞工薪資成長緩慢，尤其是低薪、低保障的服務業大行其道；二是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租金增長，造成貧戶住房支出比例大增，進而壓縮食物及其他類別支出，造成貧窮狀況惡化；三是人口老化與單親家庭的增加。許多老人不單收入低，更因家庭關係處於獨居或缺乏家人照顧，以致生計更加困苦，單親又要擔負起子女的養育、教育也是造成低收或中低收戶數增加的因素之一。
鄰近的中國大陸，這些年在消除貧困方面則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藉由農業型經濟體向知識和技能密集的轉變，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人，累計減少8,239萬人，連續6年超額完成千萬減貧任務，每天脫離貧困線的人口數達到3.7萬，可以說在扶貧工作上取得了令人驚訝的亮眼成績。
但中國大陸扶貧政策大多仍停留在溫飽問題的解決，隨著扶貧政策的不斷深入，未來還要考慮貧窮人口的教育和醫療保障，扶貧勢必會不斷的遇到新的問題和挑戰。台灣所面對的貧窮問題與鄰近的中國大陸大不相同，大陸扶貧經驗與成果很難成為我們的借鏡與扶貧指標，像要台灣面臨基層勞工薪資成長緩慢，尤其是低薪、低保障的服務業，就應從保障低薪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切入，尤其是非典型就業；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造成貧戶住房支出大增，就應從社會住宅、平價租屋平台等著手，保障居住權；面對獨居老人缺乏家人照顧又或者單親，也許能從政府整合社會的非營利公益團體，提供送餐、托育等服務。
消除貧窮別想一勞永逸，如同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巴納吉等人所言，解決貧窮問題，本來就無法一步到位，必須將「貧窮」這個大問題，細分成各種小問題，再以不同方法解決，當出現新貧困情況的時候，就要尋找新的方法。建議政府在推動扶貧政策時，可以考慮先從鑑別出真正的貧窮家庭著手，讓有限的資源能用在刀口上；其次就是教育，因為貧窮往往剝奪許多貧窮家庭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更加劇這些學子未來再度落入貧窮的可能性，造成貧窮階級世代複製；最後，扶貧的可持續性將是能否有效協助貧困家庭脫貧的主要關鍵。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