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第一座真正的貧民窟其實不是起源於里約，而是起源於巴西東北部貧困的鄉村地區，巡迴傳教士與廢奴人士安東尼奧（Antonio the Counselor）在這裡建立了一座名叫卡努多斯（Canudos）的城鎮，專門收容脫逃的奴隸，往後還發起抗稅暴動。一八九五年，卡努多斯成長到三萬多名居民，因此安東尼奧的抗稅並非美國的抗酒稅暴動所能比擬。一八九六年，戰爭爆發，巴西政府派遣數千名士兵攻下這座城鎮。在卡努多斯陷落前，約有一萬五千名居民死於這場戰爭。
巴西軍隊雖然獲勝，但吝嗇的政府卻不願支付軍餉給他們。這些退伍軍人只能在里約周邊山丘建立自己的村落，但他們卻無意間模仿了剛擊敗的卡努多斯聚落形式。這處位於山丘的聚落成了所謂的「天恩之丘」（Morro da Providencia），於是里約的貧民窟開始成形。往後七十年的時間，數十萬名貧農，其中許多是解放的奴隸來到里約。這些簡陋的住處看起來或許不起眼，卻比過去辛苦工作的種植園好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紀解放的美國黑奴聚居於美國城市，解放的巴西奴隸寧可選擇有遠景的城市，也不願居住於貧困的鄉村。
外國遊客喜歡比較里約的窮人與其他地區的窮人，例如美國貧民窟的窮人，後者過的生活顯然優於前者，然而這種比較是錯的。里約貧民窟的居民不可能像洛杉磯居民一樣擁有許多選擇，應該拿來比較的是外國人難以得見的另一群巴西居民，他們生活在貧窮的鄉村地區。里約有許多地區陷入貧窮，但貧窮的程度絕對比不上巴西東北部的鄉村。據最近的研究指出，一九九六年，里約有九成居民每月所得在八十五美元以上，但在東北部鄉村地區卻只有三成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上。
即使從城市貧困中找出最悲慘的例子，也仍比不上鄉村地區的惡劣情況。奈及利亞的拉哥斯經常被形容成是個充滿剝奪的地方，但事實上，拉哥斯的極端貧窮率在根據該市的高物價進行修正之後，甚至還不及奈及利亞鄉村地區極端貧窮率的一半。拉哥斯居民約有四分之三可以取得安全的飲用水，這個比例低得嚇人，但還是遠高於奈及利亞任何地區，後者居然不到三成。加爾各答也被認為是遭受嚴重剝奪的地區，但該市貧窮率是百分之十一，反觀西孟加拉邦的鄉村貧窮率則是百分之二十四。近年來，超過一成的西孟加拉邦鄉村居民面臨糧食短缺問題，比較起來，城市居民則不到百分之一。
城市與城市化不只與高度物質繁榮有關。在貧窮國家，城市居民也認為自己比較幸福。從二十五個貧窮國家，即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低於一萬美元的樣本中，我取得各國針對自身的城市與非城市人口所做的幸福調查報告，其中有十八個國家的城市居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偏高，有七個國家比例偏低。此外，有十六個國家的非城市居民覺得自己不幸福的比例偏高，有九個國家比例偏低。
與鄉村不同的是，城市的貧民窟通常可以充當成為中產階級的跳板。例如，曼哈頓的下東城（Lower East Side）雖然貧窮現象十分嚴重，但許多卓然有成的人卻從這裡出身。定居下東城的猶太人，其所根源的文化原本就有重視學習的傳統，恰好他們生活的國家也正快速地擴展學校教育。巴西的奴隸以及他們的後裔，面臨的情況也許不像下東城那麼樂觀。他們數百年來一直處於沒學校可念的窘境，而巴西也不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