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為什麼政治人物說不出一句動人的話?

2019-12-01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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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是一段一段的,本來不一定都有因果關係

很少有人願意聽別人一生的故事。不信的話,你跟兒女說一說你的家族歷史故事,聽不到一分鐘可能就走人了,年輕人連他們小時候的照片都懶得多看一眼。生命故事有什麼價值?年紀大了才會漸漸清楚,生命故事是一段一段的,本來不一定都有因果關係,但一些人把這一段一段的故事編輯起來形成一個「故事流」,也就是我們說的「回憶錄」或是「傳記」。故事說得太長了,反而沒人聽;特別是故事的情節相連接的地方太勉強,刻鑿的痕跡太重,更令人受不了。反不如把人生的故事拆成幾個小段,學習把每一段生命故事講好、講得精采、講得吸引人。換句話說,在實踐上我們應該把日常生活中每一件瑣事都做好,才有本錢講出好的故事。也就是耶穌所說的「在小事上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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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說好故事的人,往往受人歡迎。說好故事並不容易,在取材上要眼光獨到,在鋪陳上要別具巧心,在表達上要生動感人。因此,社會上稍有個名號的人,一旦離開了舞臺,很快地就會有一本回憶錄或傳記出現。這種個人的歷史,一般都有好事之徒,特別是看好「基本票房」市場的出版社,請來特定的「寫手」為這些焦點人物立個「功銘汗馬碑」。這些被立碑的人,大多欣然接受,很少有拒絕的。這種廣告書、禮物書,打開扉頁就幾乎難以卒睹,因為大家心裡知道,我們需要真誠的故事,用明麗素潔的光來照亮人性和社會的陰暗角落。不然的話,像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所警告的一樣,我們賴以溝通交談的同心圓的「中心難再維繫」。

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圖/維基百科)
193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圖/維基百科)

一到了選舉,被迫非得聽人一生的故事不可

最明顯的是一到了選舉,我們就好像被迫非得聽很多人一生的故事不可。不一會兒,大家都知道李登輝曾經名叫「岩裡政男」,柯文哲的阿公名叫「青山觀也」;蔡英文的「論文門」一直延燒,最近,她老爸當年和國民黨的黨國關係如何密切都被像拼圖般地兜了上來;韓國瑜當然也有「案底」,他曾到北京大學光華學院讀博士班,雖然博士沒有拿到,但是一直被懷疑他是中國刻意培養的台灣接班人。台灣去讀光華學院的人何其之多,要不是他要出來選總統,這樣的小咖誰都不會去掀他這個底.。最近,連他幾年前在內湖買個房子,就像五月的蒼蠅一樣,真是「五路賽」(うるさい),甩都甩不開。 對某先人的起底,目的當然是要告訴大家他的子孫有壞的「基因」;對某個人過往黑歷史的揭發,也在告訴大家他有可能再重新犯案,並且與他的「誠信」畫上等號。儘管有些人的過去真是那麼的不堪,而竟然有那麼多人支持,對不同「掛」的人來說,感到不可思議,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我們的社會裡,就有一些人的生命也是那麼不堪,這些不堪的檯面人物,正好可以合理化自己不堪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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