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鴻觀點：為什麼政治人物說不出一句動人的話？

我喜歡看TED的演講，他們邀請全世界最能「活出生命」的人說出他們的故事。上臺的每一個人只講18分鐘，幾乎每一個故事都非常動人。最近，我無意中又看了一次台灣攝影家阮義忠在TED上面的演講，他說到如何在「台灣與土地」這個思路下，捕捉每一個鏡頭背後的故事。他那熱騰騰的心與台灣這塊土地活跳跳的靈，完全地熨貼在一起。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只是一個雋永的畫面；也看到台灣人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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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一生都有一瞬間是非常高貴

政治人物真的說不出一句動人的話來嗎？

很顯然地， TED要的是一個可以打動人心的故事，它不一定是一個人有頭有尾的「行狀」。它可能是一個事，也可能是一句話。我突然發現， TED的節目好像沒有或很少看到政治人物被邀請上臺演講.。或許你會說在 TED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這三個字即技術、娛樂、設計，政治主題並不是在這個節目想要表達的。不過仔細想一想，我們生活中哪一件事情跟政治是無關的呢？壞的政治讓技術上不了檯面；壞的政治使娛樂變成愚民的工具；壞的政治讓整個國家成為一個醜陋的設計。即使政治真的「又髒又臭」，但是政治人物也是個「人」啊！他們不也可以談一些跟政治無關的生命話題嗎？會不會大多數的他們真的說不出一句感人的話來嗎？不然怎麼沒有人被邀請到TED去演講呢？難道沾上政治的人，就被利益薰了心，不能活出生命來，不能打動人的心？有人說，非政論性節目為了保持中立，原則上是對政治人物是保持距離的。但若非政治這個染缸，會令人失去素樸正直的能力，無法直視生命的本質，否則怎麼會變成一個無法感動人的行業呢？

選的是一個「好故事」還是一個「能幹的人」？

有一個好故事可以講述的人，確實十分令人欽羨，如果此人又是選舉公報上我們的總統候選人，把票投給他，真的就讓我們美夢成真了，但是這越來越不可能了。既然我們很難找到有好的人生故事並且擅長編說故事的政治人物，我們需不需要為難自己也為難別人，非得從一個人過去的故事去認識這個人？我們必須問自己，「選賢與能」選的是一個「好故事」抑或是選一個「能幹的人」？

政府編列預算的網軍堆砌炫目噱頭的故事

好故事可不可信呢？好故事耐不耐用呢？ 真正的好故事，只有在阮義忠這樣真誠的人口中才得以聽聞；相反地，我們聽到的「好故事」更多是漏洞百出和虛假手法用夢幻來取代實質，用詭異來取代真實的廉價情節。脆弱的故事為了博取觀眾的歡欣已經墮落為用政府編列預算的網軍堆砌而成的炫目噱頭。我們每天看到的電視新聞影像已經變得越來越浮華，「演員」的表演變得越來越做作，只要上得了新聞，越來越重鹹，越來越暴力。音樂和音響效果變得越來越喧囂，總體效果流於怪誕。大家心裡都知道，文化的進化離不開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如果不斷地耳濡目染於浮華空洞和虛假的故事，社會必定會走向墮落。 但是當自助餐每道菜都有毒的時候，除非你打定主意要餓肚子，否則總要胡亂挑幾個菜下腹。

像天真的瑪莉亞期待不可預知的「真愛」早日降臨

做為現代人，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大家基本已經或多或少地就這些問題達成了共識，我們的時代早已變成了一個在道德和倫理上越來越模糊，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時代交叉辯詰，一個價值混亂的時代。個人價值觀、人生的是非曲直，這些本為藝術靈魂的東西，顯然已經不再是我們日常生活上彼此經常交談的話題。例如，隨著家庭的解體和兩性對抗的加劇，誰還會認為他能真正明白愛情的本質？即使你相信愛情，那麼你又如何才能向一群越來越懷疑的觀眾去表達？像川普這樣唯利是圖之徒，都可以當選美國總統，並且口口聲聲說要創造「偉大的美國」，還有這麼多的人相信他。那些美好的過去(the good old day)早已隨風飄逝(Gone with the wind)，如果還要抱著這個大家都已經不相信的「西城的故事」(West Side Story），像天真的瑪莉亞期待不可預知的「真愛」早日降臨，這樣是不是與現實太過脫節了？

生命故事是一段一段的，本來不一定都有因果關係

擅長說好故事的人，往往受人歡迎。說好故事並不容易，在取材上要眼光獨到，在鋪陳上要別具巧心，在表達上要生動感人。因此，社會上稍有個名號的人，一旦離開了舞臺，很快地就會有一本回憶錄或傳記出現。這種個人的歷史，一般都有好事之徒，特別是看好「基本票房」市場的出版社，請來特定的「寫手」為這些焦點人物立個「功銘汗馬碑」。這些被立碑的人，大多欣然接受，很少有拒絕的。這種廣告書、禮物書，打開扉頁就幾乎難以卒睹，因為大家心裡知道，我們需要真誠的故事，用明麗素潔的光來照亮人性和社會的陰暗角落。不然的話，像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所警告的一樣，我們賴以溝通交談的同心圓的「中心難再維繫」。

一到了選舉，被迫非得聽人一生的故事不可

最明顯的是一到了選舉，我們就好像被迫非得聽很多人一生的故事不可。不一會兒，大家都知道李登輝曾經名叫「岩裡政男」，柯文哲的阿公名叫「青山觀也」；蔡英文的「論文門」一直延燒，最近，她老爸當年和國民黨的黨國關係如何密切都被像拼圖般地兜了上來；韓國瑜當然也有「案底」，他曾到北京大學光華學院讀博士班，雖然博士沒有拿到，但是一直被懷疑他是中國刻意培養的台灣接班人。台灣去讀光華學院的人何其之多，要不是他要出來選總統，這樣的小咖誰都不會去掀他這個底.。最近，連他幾年前在內湖買個房子，就像五月的蒼蠅一樣，真是「五路賽」(うるさい)，甩都甩不開。 對某先人的起底，目的當然是要告訴大家他的子孫有壞的「基因」；對某個人過往黑歷史的揭發，也在告訴大家他有可能再重新犯案，並且與他的「誠信」畫上等號。儘管有些人的過去真是那麼的不堪，而竟然有那麼多人支持，對不同「掛」的人來說，感到不可思議，但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我們的社會裡，就有一些人的生命也是那麼不堪，這些不堪的檯面人物，正好可以合理化自己不堪的人生。

老的少的鏡頭前面一字排開，令人不寒而慄

這些被列為「合理懷疑」的老帳，雖然也可供作對當事人「人格特質」的參考，但活在一個再也找不到比民主體制更好的社會裡，除非你已經決定在投票當天選擇投廢票或不去投票，否則我們能不能同時也回到基本面，看看現在的他，有沒有能力，可不可以做到將台灣的利益「最大化」，可不可以找到一群幹練的技術官僚努力做事，讓台灣老百姓過更好生活。我們現在要選的不是一個20幾歲，論文寫得不太好，博士頭銜可能做假的蔡英文；我們要選的也不是在果菜市場晝寢，熬夜看拍賣的總經理，有沒有炒房，有沒有喝醉酒拿起酒瓶要攻擊別人的韓國瑜。將來列印在選舉公報上的，一個是老阿嬤一個是老阿公。歲月的變遷，使他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改變。過去的正人君子，現在可能變成唯唯諾諾的小人；過去精於算計權謀的人，會不會反而成為現在縱橫捭闔讓台灣在大國夾縫得以生存的「歷練」？

民主政治在制度上的設計，有層層的關卡防止個人獨裁，理論上我們不必太擔心一個人的使壞會亡了國家。但如果我們發現，竟有「一整群人」在民主政治裡玩弄體制，為了個人的權位願意俯首貼耳，膜拜那已經斑駁不堪，認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家人子孫的神主牌，願意成為幫兇；當我們看到老的少的鏡頭前面一字排開，拿著同樣的字牌，喊著同樣的口號，沒有比那種畫面更令人不寒而慄、心灰意冷的。我們未來的日子怎麼過，以為繫乎總統一人反而不是關鍵；我們要睜大眼睛仔細地看看與他一字排開的都是哪些「豬隊友」，他們極可能才是毀掉眾人幸福的危險份子。

人的一生誰沒犯過罪？

癌症病人對「五年」這個數字，尤其特別敏感，因為所有的癌症文獻都會提到所謂「五年存活率」。我們對「未來」的定義，大約就是五年。倘若以此為準，我們可不可以也把「過去」也定義在五年之限？換句話說，一個人的壞歷史，只要是在五年之前幹的，現在已不再犯，我們就饒了他吧！同樣地，一個人的好歷史，如果是五年前的事，就不必再期待他持續有同樣的品質，一直好下去。既然生命故事是一段一段的，我們可不可以也就一段一段地去檢驗一個人？人的一生誰沒犯過罪，就像保護更生人一樣，對於犯過罪的人，只要他願意改過向善，難道我們不應該再給他一次機會嗎？用「五年」來作為考察一個人生命品質的「分期」，確實顯得太過生硬，它不過是我的一廂情願；正如我們不能只用年代來作為歷史的「分期」一樣。所以，我們也可以參酌觀察每一個位政治人物，從他正式握有大權的表現開始，或是由他開展一個關鍵性的事件開始，作為我們品評他施政能力的根據。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是應該以更寬闊的胸襟，去接納「罪人」。一個人污點，極有可能是他邁向另一個優點的對照組，全身都找不到污點的人，就像一個全身沒有免疫力的人，很有可能一擊就垮，那也不是我們要的。

（作者鄭春鴻將在松山社區大學開設一門課「生命故事創作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電洽松山社大02-27475431)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