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加泰隆尼亞—身處在地球兩端的示威者串連在一起，香港成為近日國際上的熱門話題，香港甚至即將舉辦聲援加泰的集會。香港社運引發蝴蝶效應，會變成全球化的新模式嗎？在街頭以外，各地的可比性實際有多大？德國之聲就此採訪了香港國際關係學者陳偉信。
德國之聲：香港和加泰隆尼亞的示威成為討論熱點，許多人把兩者相提並論，您認為它們有何共通和相異之處？
陳偉信：
最多人討論的當然是示威模式，加泰隆尼亞民眾學習了香港的行動模式，國際間已有許多討論。其次，加泰隆尼亞和香港都是在國內擁有自治權的行政實體，示威背後是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角力。第三，兩地在國內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加泰隆尼亞佔西班牙GDP大約兩成，香港佔中國的GDP比重雖然愈來愈小，但是佔中國外國直接投資（FDI）高達70至75%，經濟地位毋庸置疑。
如果說社運和實戰模式，兩場示威可以拿來比較；但他們背後的訴求、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法理框架，其實都很難相提並論。
德國之聲：為何這麼說呢？兩場運動有哪些迥異的地方？
陳偉信：
首先，兩者訴求不同。加泰隆尼亞提倡的是獨立運動，從2015年提出獨立路線圖、2017年舉辦公投到2019年的判刑結果，都是獨立運動衍生出來的效應。相反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當中，獨立並不是選項。
第二，兩場運動的法理框架不一樣。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訴求超出了自治法容許的範圍，雖然示威者想把事件塑造為對抗威權政體，但是在法理上，現在的獨立訴求與自治法框架有一定距離。這也是為什麼西班牙政府堅持，認為加泰政府有責任平息示威。然而，香港示威所爭取的都是「合法訴求」，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雙普選都是基本法框架下所允許的事。
德國之聲：那麼對於政府如何處理示威，外界應該抱持同一標准看待嗎？
陳偉信：
兩者不能直接比較的是，西班牙政府是民選政府，即使你覺得她的民主不夠盡善盡美，西班牙和加泰政府的確是選舉產生的。而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民主成份很有限，且受到強烈質疑，這部分很重要。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很不同，馬德里政府的對口溝通單位是加泰政府，但是港府在事件中某種程度其實代表了北京，而港府本身也是示威者針對的目標。
政府有多大權力處理示威是另一個問題，加泰政府的權力是高於港府的。在加泰隆尼亞，政治協商仍然是主流可接受的方案；但是我們看香港，當局才剛剛跟歐盟官員說「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mobs」，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本身體制上的局限，港府處理問題的手段和授權相當少。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和媒體批評，西方看待香港和加泰隆尼亞示威時「雙重標准」，你怎麼看？
陳偉信：
中國這種對於人權問題的批評是常規操作。對西方社會來說，始終香港在中國擁有特別的角色，相對得到較多關注也很合理。加泰隆尼亞運動最受注目是兩年前的獨立公投，當時不同西方國家已有表態。而且加泰運動由2006年蘊釀到今年觸發連串示威，已經是10年以上的脈絡。但是香港出現目前的示威形態只不過是短短4個月，成為媒體可以探索的新議題。
德國之聲：除了吸引媒體以外，看來西方政府對兩場示威運動的關注度似乎也不一樣？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陳偉信：
香港運動的曝光率較高，因為議題本身跟中國扯上關係，在西方世界就已經值得關注，而且西方在香港明顯存在他們利益。他們對香港示威的表態並非針對單一示威，而是背後牽涉一國兩制、港府如何嘗試影響港人的自由民主。其實香港議題重新進入西方世界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當年只持續了3個月就落幕了。這一次運動涉及的不光是港人，還有外國商人和僑民的直接利益。除了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歐洲和西方國家都沒有明確而有效的框架，處理與香港和中國關係。這場運動促使西方社會，重新理解和演繹他們與香港的關係，以及更廣義的與中國的關係。
就歐盟而言，他們早已討論過加泰隆尼亞問題並達成共識—那就是純粹的西班牙內政，相信西班牙民主政體會有解決方法。除非真的有很嚴重的人道問題，例如警暴達到歐洲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會有新的取態。
德國之聲：像香港與加泰隆尼亞運動的連結，最近也有人拿來檢視印尼、智利等地的示威，你認為「本地示威全球化」會是未來的趨勢嗎？
陳偉信：
愈來愈多示威出現會是大家見到的常態，因為在當今政治中，愈來愈多人覺得無法在既有體制中表態。本地示威連結國際的全球化現象的確出現了，但仍然在實驗和摸索的階段，會不會成為趨勢仍然言之尚早。我認為還要視乎議題的性質，例如英國的「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運動在香港沒有引起共鳴。所以很關鍵的是，示威者有沒有找到共鳴點串連不同地域，像香港示威提出的「Be Water」就明顯是個成功的例子。
香港的示威策略的確為國際社會帶來重要啟示，很多學術研究陸續出爐，把香港視為社運的新模式。特色是無領袖，大量運用即時社交媒體和標籤（hash tag），短時間內建立渠道連結本地甚至世界各個角落，不止單向發佈訊息而是雙向的協調，還有在網上不斷自我修正立場和檢討策略。例如香港佔領機場，泰國和法國很久以前就有，但怎麼佔、佔完以後做甚麼、怎麼離場？香港這種流動性在傳統社運中都不存在，相信香港示威的「範例」在全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陳偉信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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