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到加泰隆尼亞,「本地示威全球化」會是未來趨勢嗎?

2019-10-23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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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許多香港青年參與活動的口號。(AP)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許多香港青年參與活動的口號。(AP)

香港和加泰隆尼亞—身處在地球兩端的示威者串連在一起,香港成為近日國際上的熱門話題,香港甚至即將舉辦聲援加泰的集會。香港社運引發蝴蝶效應,會變成全球化的新模式嗎?在街頭以外,各地的可比性實際有多大?德國之聲就此採訪了香港國際關係學者陳偉信。

德國之聲:香港和加泰隆尼亞的示威成為討論熱點,許多人把兩者相提並論,您認為它們有何共通和相異之處?

陳偉信:

最多人討論的當然是示威模式,加泰隆尼亞民眾學習了香港的行動模式,國際間已有許多討論。其次,加泰隆尼亞和香港都是在國內擁有自治權的行政實體,示威背後是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角力。第三,兩地在國內的經濟地位舉足輕重,加泰隆尼亞佔西班牙GDP大約兩成,香港佔中國的GDP比重雖然愈來愈小,但是佔中國外國直接投資(FDI)高達70至75%,經濟地位毋庸置疑。

如果說社運和實戰模式,兩場示威可以拿來比較;但他們背後的訴求、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法理框架,其實都很難相提並論。

德國之聲:為何這麼說呢?兩場運動有哪些迥異的地方?

陳偉信:

首先,兩者訴求不同。加泰隆尼亞提倡的是獨立運動,從2015年提出獨立路線圖、2017年舉辦公投到2019年的判刑結果,都是獨立運動衍生出來的效應。相反的,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當中,獨立並不是選項。

第二,兩場運動的法理框架不一樣。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訴求超出了自治法容許的範圍,雖然示威者想把事件塑造為對抗威權政體,但是在法理上,現在的獨立訴求與自治法框架有一定距離。這也是為什麼西班牙政府堅持,認為加泰政府有責任平息示威。然而,香港示威所爭取的都是「合法訴求」,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雙普選都是基本法框架下所允許的事。

德國之聲:那麼對於政府如何處理示威,外界應該抱持同一標准看待嗎?

陳偉信:

兩者不能直接比較的是,西班牙政府是民選政府,即使你覺得她的民主不夠盡善盡美,西班牙和加泰政府的確是選舉產生的。而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民主成份很有限,且受到強烈質疑,這部分很重要。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很不同,馬德里政府的對口溝通單位是加泰政府,但是港府在事件中某種程度其實代表了北京,而港府本身也是示威者針對的目標。

政府有多大權力處理示威是另一個問題,加泰政府的權力是高於港府的。在加泰隆尼亞,政治協商仍然是主流可接受的方案;但是我們看香港,當局才剛剛跟歐盟官員說「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mobs」,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本身體制上的局限,港府處理問題的手段和授權相當少。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和媒體批評,西方看待香港和加泰隆尼亞示威時「雙重標准」,你怎麼看?

陳偉信:

中國這種對於人權問題的批評是常規操作。對西方社會來說,始終香港在中國擁有特別的角色,相對得到較多關注也很合理。加泰隆尼亞運動最受注目是兩年前的獨立公投,當時不同西方國家已有表態。而且加泰運動由2006年蘊釀到今年觸發連串示威,已經是10年以上的脈絡。但是香港出現目前的示威形態只不過是短短4個月,成為媒體可以探索的新議題。

德國之聲:除了吸引媒體以外,看來西方政府對兩場示威運動的關注度似乎也不一樣?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陳偉信:

香港運動的曝光率較高,因為議題本身跟中國扯上關係,在西方世界就已經值得關注,而且西方在香港明顯存在他們利益。他們對香港示威的表態並非針對單一示威,而是背後牽涉一國兩制、港府如何嘗試影響港人的自由民主。其實香港議題重新進入西方世界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當年只持續了3個月就落幕了。這一次運動涉及的不光是港人,還有外國商人和僑民的直接利益。除了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歐洲和西方國家都沒有明確而有效的框架,處理與香港和中國關係。這場運動促使西方社會,重新理解和演繹他們與香港的關係,以及更廣義的與中國的關係。

就歐盟而言,他們早已討論過加泰隆尼亞問題並達成共識—那就是純粹的西班牙內政,相信西班牙民主政體會有解決方法。除非真的有很嚴重的人道問題,例如警暴達到歐洲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會有新的取態。

德國之聲:像香港與加泰隆尼亞運動的連結,最近也有人拿來檢視印尼、智利等地的示威,你認為「本地示威全球化」會是未來的趨勢嗎?

陳偉信:

愈來愈多示威出現會是大家見到的常態,因為在當今政治中,愈來愈多人覺得無法在既有體制中表態。本地示威連結國際的全球化現象的確出現了,但仍然在實驗和摸索的階段,會不會成為趨勢仍然言之尚早。我認為還要視乎議題的性質,例如英國的「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運動在香港沒有引起共鳴。所以很關鍵的是,示威者有沒有找到共鳴點串連不同地域,像香港示威提出的「Be Water」就明顯是個成功的例子。

香港的示威策略的確為國際社會帶來重要啟示,很多學術研究陸續出爐,把香港視為社運的新模式。特色是無領袖,大量運用即時社交媒體和標籤(hash tag),短時間內建立渠道連結本地甚至世界各個角落,不止單向發佈訊息而是雙向的協調,還有在網上不斷自我修正立場和檢討策略。例如香港佔領機場,泰國和法國很久以前就有,但怎麼佔、佔完以後做甚麼、怎麼離場?香港這種流動性在傳統社運中都不存在,相信香港示威的「範例」在全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陳偉信是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學士課程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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