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今天在臺灣經濟活動之中，除了公用費率及公共費率之例以外，幾乎所有內需的產品/服務，乃至攸關國家經濟命脈的供給外需的產品/服務在計價計費的過程中，根本都還是極少有人、有機關或有政府決策單位，能深切意識到這項「時間」因素，其實才是真正決定今天及未來國家命運、經濟社會價值，乃至整個國家經濟體「全球市場定位」或「國際關係地位」輕重高低的關鍵「資源（無形的）」；以至於在今天的臺灣，整個國家社會運作，乃越來越走向「廉價經濟」、「廉價國家」之路，而無以自拔。
「廉價新台幣」造就了「廉價臺灣」
再檢視宏觀總體經濟構面，同樣思維影響「廉價新台幣」國家貨幣政策更大，其對臺灣經濟體質乃至對外發展動能活力的衝擊，長效影響更大。
在1985-1995年間的「高價值新台幣政策」(匯率在25.5元水準)，是造就臺灣投資最暢旺、外銷競爭力最強、國民所得成長最快、消費能力最有勁、就業機會最多，也是整個國家總要素生產力(TFP)最發達階段；但自從彭總裁掌政以來，為貫徹其所設定最低抵抗線的「廉價新台幣政策」，結果肇致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惰性障礙高升，產業企業升級進步喪失誘因動能，經濟吸引力及對外競爭力節節敗退，總國民經濟福祉大頹降，臺灣已倒退為新典型「廉價經濟」與「廉價國家」。
「廉價社會」卻抵死反對「廉價工資」
關乎國民所得水準的「工資」或「薪資」，固屬於一種服務價值的價格型態，但是，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臺灣社會民粹，卻總是將它與公共費率的價格訂定，予以絕然脫鉤思維，以致構成為另類一種「臺灣弔詭」的政治經濟風景。
公共費率思維與工資思維相抵觸矛盾的悖論現象，使得每到討論「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議題時，必然在臺灣社會構成層出不窮的激烈爭議；也就是說，在今天臺灣的任何俗世爭議之論，凡是談到「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議題，就絕對不會再參採任何「公共費率最低化」或「越廉價民生越好」之相關論述。
工資與其他論涉的公共費率的核心價值，有所不同之處，在「工資」給付內容，事實上，任何型態「工資」或「薪資」，都應該是涵括：「體力價值」、「勞務價值」、「時間價值」、「技藝精鍊價值」以及「知識價值」等，多層次以及多元結構組合的龐雜變數在內。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在先進經濟社會，必須將純粹體力工採用「工時計價制」(時薪制)，而對於非體力工必然採用「統包計價制」(責任制)，而予以絕然分別給付不同「工資」或「薪資」；而且，唯有採行時薪制者才有所謂「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的地板標準者，至其所採行責任制者，就絕無所謂「統一薪資」、「標準薪資」、「最低∕最高薪資」限度之設，其道理也就在乎此也。
政府不可帶頭廉價糟蹋國家寶貴資源
當政府主政當局與社會民粹都祇一味追求「一切廉價最好」的社會價值觀時，從民生經濟、微觀個體經濟到宏觀總體經濟，從治國大政綱領、對外貨幣政策、貿易投資活動、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與產品服務之供給行銷，也將都是祇求一切越是廉價者越好、越是便宜者越好，也就很容易染患上「國家經濟發展近視症」(development myopia)，嚴重拉低了整個國家在世界市場與經濟大社會的格局地位；尤其是，當一個國家政府總是把「時間」「知識」「附加價值」都予以「不算錢」看待時，全體國民及產銷機構組織，就是會輕率無倫地「踐踏」甚至「糟蹋」了，這些些原本應該具有更高價值的「經濟資源」，以至讓臺灣成為根本「不值錢」的「廉價經濟社會」或「廉價國家」。
＊作者為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