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想太多，還是這個世界變得更瘋狂？」(Is it just me or is it getting crazier out there？) 沒錯！這是最近剛上片，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電影《小丑》 (Joker)片中 ，主角亞瑟·佛萊克（Arthur Fleck）對自己的自言自語。
走出戲院，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林鄭月娥應該去看看電影《小丑》。片中城市裡大家都掛上小丑的面具，這跟香港人都戴上口罩上街完全一樣。當執政者視老百姓如無物，什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統統都會失靈的；當老百姓掛起同樣的面具，穿上同一個顏色的衣服，幾百萬老百姓變成同一個臉孔，變成同一個身軀的時候，顏色革命就要爆發了。
罹患精神病最糟的是，大家都希望你沒病
顏色革命一爆發，就代表政府生了重病，偏偏全世界的政府從來不會承認自己生病，反而只會誣指老百姓才生病。「罹患精神病最糟的是，大家都希望你沒病 。」(The worst part of having a mental illness is people expect you to behave as if you don’t.) 亞瑟說。他一直被指為有精神病，可悲的是連他也認為自己有精神病，其實他無端不能歇息的大笑，就像對無法改變的世界的「一聲嘆息」，再自然不過了。但是他被社會、被國家派了「病名」，只好就定期地去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心理諮詢 ，定期地服用藥物。但是這些藥只能够控制它的身體，並沒有真正探觸到他心靈的需求。當社會發出這種「嘆息」的「精神病人」越來越多時，政府乾脆放棄了他們，連給他們看病吃藥的預算都砍了。亞瑟對代表政府的心理諮商師說 : 「妳從來沒有聽我講話，每個禮拜都問我一樣的話，工作如何？有沒有負面念頭？我每天都感覺充滿負面想法。」不是嗎，哪個政府曾經用心聆聽了底層老百姓的心聲？面對顏色革命，政府對示威抗議的人往往兩手一攤，表示不可思議。似乎對著大家說 :「你們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負面想法呢 ?」「我給你那麼多了，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香港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究竟是誰幹了什麼事，以至於此？」如果你在推特 (Twitter)上訂閱幾個國際新聞媒體。24小時之內，你都可以從影片上看到不同立場的人說不同的話 : CCTV講的是民族大義；VOA講的是民主自由；黑衣人說警察打人；大學生說我的身體被侮辱。街上的老太太什麼也說不了，只有一直抱怨是誰把香港搞得那麼髒亂。偶爾會穿插幾個自媒體po上的影片，更會讓你的思緒混亂。政治、人權也許說不清楚，我們少談一點政治，多談一些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年輕人的實際生活，將心比心來看看問題出在哪裡。
21萬香港人蝸居在「劏房」
香港最富裕的10%住戶和最貧窮的10%住戶收入差距，10年間從34倍上升至44倍 。貧窮家庭數目高達53萬戶，當中約30多萬戶屬於「在職」貧窮(正在工作，但還是貧窮)。香港貧窮人口超過130萬人，現在有近21萬人蝸居於「劏房」，平均居住空間約1.34坪，比香港監獄牢房還不如，不過，即便居住狹隘空間，月租還要新台幣1-2萬元。劏房的居民有三成的比例為25歲以下年輕人，港府為他們做了甚麼嗎？「紐、倫、港」被稱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香港銀根充裕，政府的錢多到爆，然而港府一直存著嚴限公共財政開支的「掌櫃心態」，政府經常開支(投放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的開支等)只佔生產總值的比例的14.4%，遠低於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如果大家都一窮二白，場面可能還可以「維穩」，但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世界第一，即使沒有「反送中」，恐怕遲早也要做亂的。
我們在電視新聞片上看到受訪的香港人都講粵語，的確，香港把不同族群用粵語同化了，但是大家也許忘了香港還有45萬多名少數族裔，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約6%，雖然有的不具有華人血統的少數族裔居住香港都超過半世紀了，但是他們也仍遺留著移工的宿命。香港的東南亞裔人主要為菲律賓人、印尼人和泰國人，他們 多半來香港做家庭傭工。現居香港的菲律賓人和印尼人各有約13萬人。越戰爆發，不少越南人紛紛逃亡香港，香港被列為「第一收容港」，這些也說粵語的移工及他們的後代，多半是在香港生活不好過的底層居民。
香港有一半人口擁有英國國籍
相對於這些艱苦人，香港有一半人口(約350萬人)擁有英國國籍，當中約340 萬為英國國民(海外)持有人，持有香港特區護照人士的數目在近年已超過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人數。1990年代，大量香港人擔心政治前途問題而移居其它國家造成的香港移民潮，但之後亦有不少回流返回香港的海外港人。因此他們擁有外國護照同時，更擁有香港身分證和香港護照，以及前往中國大陸的回鄉證。
比起台灣的國家認同混亂的程度，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1997之前出生的第二代香港人，在英國脫歐之前，基本都有中、英、歐三重身份。 回歸後，再加上香港特區護照，及其自治地位，可以說是四重身份 。簡單說，現在的香港人所持有的身份有 : 英國海外公民-BNO、香港特區市民-身份證加特區護照、歐盟公民- BNO、中國境外公民-回鄉證。在這樣一個身分多元複雜的國際社會裡，國家認同是非常難辦到的。這不全是香港人的錯，而是歷史的錯，要怪的是道光皇帝把香港割讓給英國。
小人物的夢想，社會從來不屑一顧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剛揭曉，三位得主都因他們「對於緩解全球貧窮問題的實證研究」而獲獎。瑞典科學院指出，全球仍有逾7億人仰賴極低薪資過活；每年都有500萬名5歲以下貧困兒童病死，他們的病往往不需要高昂花費就能治癒或預防；全球也有半數以上兒童輟學，無法學習基本識字或實用知識。屈身在「劏房」的21萬香港人，其中的6萬香港年輕人，活在僅能旋身，馬桶與電鍋餐盤比鄰的囚房中，午夜夢迴看不見明天，突然想幹一點甚麼「壞」事，你會感到驚訝嗎？看來只有港府會感到驚訝，「沒讓你流落街頭已經不錯了！」這是一個可以給人安慰的答案嗎？
「我只希望我的死，比我的人生更有價值(價格)。」(I HOPE MY DEATH MAKES MORE CENTS THAN MY LIFE.) 和我一起看電影的兒子特別提醒我，亞瑟在他為上臺準備的笑話筆記本裡所寫的這段話。「你看到了嗎?他寫的是 CENTS(錢)，不是SENSE(意義)。他自以為幽默的雙關語沒有人聽得出來。」對於連做個小丑混口飯吃都不配的人，還談甚麼人生的意義？多賺幾個錢更實在一些吧！香港年輕人即使住在「劏房」，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夢想。亞瑟說 : 「我媽總跟我說別忘了笑，我一定要笑， 她說我有個使命，要為這個世界帶來歡樂。」所以亞瑟經常會不自主地大笑，還以為自己得了笑病，因為沒人欣賞他的笑，只會嫌棄他的笑。難怪他會這麼說 :「我小時候的願望是成為一名諧星，大家都嘲笑我⋯⋯但現在沒人會笑了！」隨便吃，住牢房或許都可以將就，但如果連「夢想」的權利都被剝奪，除了幹點「壞」事，還能如何呢？
我兒觀察細微，一語驚醒了夢中人。的確，我們的身邊像亞瑟的社會邊緣人， 他們不是沒有才華，也不是沒有夢想。原本，在他們窘困的時刻，只要身邊的人適時地伸出手來拉他一把 ，安慰幾句話，他就可以平平順順過一陣子的；但是他們的一生幾個卑微的想望卻從來沒有被人正視過，沒有被人肯定過。自認為多讀了幾本書的你和我，一生追求的已經不是溫飽問題，而是讓人生更有「價值」；但是對在夜市裏擺攤的年輕人來說， 他追求的只是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多賣幾百塊錢，收攤後可以跟女朋友在麵攤上多切幾盤鹵菜，連續假日帶孩子出去玩一玩。這些小小的夢想，不但是政府不屑一顧，富人不屑一顧，整個社會也都從來不屑一顧。
階級主義是踐踏別人夢想的殺手
階級主義，從來沒有在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消失過，我們甚至也可以說，留在我們血液裡面的階級主義成分，也從來沒有因為足夠的教育而被充分的稀釋。因為，我們每天追求的幸福，絕大多數是希望自己擁有別人沒有擁有的東西。
階級主義的思想就像癌細胞一樣，當它累積到一定的數量時，就會呼朋引黨地不斷地複製自己，在身體的任何地方結成醜陋的腫瘤。你想要測量一下自己的階級主義「成分」有多高嗎？不必上醫院抽血，你只要自問「你對太太粗聲惡氣嗎？」「你對子女不假詞色罵來罵去嗎？」「你在職場對下屬吆來喝去嗎？」「你對離鄉背井代替你做孝子的外籍勞工頤指氣使嗎？」「吃飯的時候你曾經對餐廳為你服務的侍者大聲嚷嚷嗎？」階級主義不只發生在國家和社會；它每天都可能發生在你我的日常生活。有些階級主義者，連他自己都毫不自覺，這種人一般是「當你向他問好時，他才跟你說話的人。」(a man who when asked how he is, tells you) 。階級主義者擅長偽裝，當然不會公然擺譜或進行鬥爭。他們最常使用的面具是道德，包括愛國、和平，當然也包括控訴被霸凌的對方是精神病人。甚麼是「資產階級的道德」呢？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說得最直白 : 「它是一種體系 : 將廉價的美德變成用以掩蓋昂貴的邪惡的斗篷。」(A system of making cheap virtues a cloak for expensive vices.) 當階級主義發作的時候，就是你在踐踏別人夢想的時候；就是你在剝奪別人意志的時候。
雖然《小丑》電影裡沒有明顯描述， 亞瑟的母親早年很有可能被她「階級主義者」的雇主，一個後來想要競選市長的政客性侵而生下亞瑟。當亞瑟找上這個政客，叫他「爸爸」的時候，這個政客呼了他一巴掌，無情地把當年他的女傭說成是精神妄想症。政府要欺負個人都是制度性的欺負；階級主義欺負人是肉搏的，面對面的，後者更具體更常見。當我們不能立即挺身為不義的政府揭竿而起時，我們難道就不能做點甚麼嗎？當我們不能一種「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的心情去對待那些比我們弱小的人，你就是正在踐踏別人的存在，別人的夢想，你甚至可能打心裡認為這些對你卑躬屈膝，為你服務的人根本不知道「夢想為何物」。倘若如此，那麼比起那些在專制政體上魚肉人民的大壞蛋，你也好不到哪裡去。
小人物的夢想是不可以被嘲笑的
亞瑟在單口秀的舞臺上出醜的一段影片，被嘲弄地在一個大咖主持的節目裏播出，觀眾竟然對他產生好奇。一時之間，整個城市的人都戴小丑的面具，表示大家對無能政府的抗議，於是他被邀上這個大節目。上臺前，他對主持人唯一的「小小」的要求是介紹他的時候，稱他為「小丑」，一個他夢想的人生位子。主持人勉強答應，但他心裡大概覺得，亞瑟甚至連做一個小丑都不够資格，因為他只會自己笑，不會逗人笑，而且他的大笑是一種沒有思想的傻笑，一種精神病人的笑。亞瑟上節目，果然被輕蔑，被言辭及行動上的霸凌。當他發現自己連老媽媽的期待「帶給世界歡樂」的能力都被嘲笑時，終於控制不住情緒， 拿起預藏的手槍對準主持人，斃了他。當卑微的一點點想望都絲毫不可企及的時候，我們如何期待一個人做出甚麼更高貴的事來呢？
如果某某當選了總統，我就要準備移民了……
執政掌權的人不比一個小人物更高貴，因為通常他們一生甚至連一個夢想都沒有。我們不是選他來做大事的人，更不是選他來做高貴的事的。偶爾會聽人這麼說：「如果某某當選了總統，我就要準備移民了」。這真是悲哀啊！選總統有這麼可怕嗎？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會把總統當作救世主一樣期待嗎？絕大多數人每天的日常生活，每天的上班氣氛，每天的個人思慮云為，有多少是跟總統發生直接關係？
民主國家越是成熟，個人的權力越是受到限制，總統也不例外。當一個總統所說的話，所做的決定變成無限上綱，錯的就不是這個總統，而是這個國家的制度。我們應該試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會同意這樣的制度存在，而它是一個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可以踐踏它人夢想的？為什麼我們選出來的代議士和總統成為同一夥的綁匪，成為一個人就可以操縱的傀儡，而不在乎我們死活？換句話說，怎麼樣的選民就只配有怎麼樣的國家怎樣的政府。沒錯！是眾人允許少數人把一個吃人的舞臺搭起來的，是我們一票一票把一丘之貉高高地供養在山頭上，他們天天率獸食人，我們卻大喊救命，一點都說不通。即使是在一個專制的國家，也是眾人懦弱無能，不敢起而反抗，才讓專制暴君把大家吃得死死的。
劇作家斯科特·亞當（Scott Adams,1973-）發表了一條定律被稱為「呆伯特定律」（Dilbert principle），它解釋了一無是處的人卻能夠在事業上大獲成功的原因。他說，「把一個人放到領導位置是將他從有效生產過程中移除的解決方案」，因為這類人會在別的地方闖禍，用這種方式就可以避免他們製造危害。這與「為移除而提升」的現代說法吻合。呆伯特定律告訴我們：「工作通常是由無法勝任的人來幹的。」那些自稱領導的人，選擇了我們。因為領導人通常是一無是處的人，因此他會踐踏我們的夢想，也就不足為奇了。
你願意跟身邊的人分享幸福嗎？
你停在巷口的百萬名車，曾經被人狠狠地刮過線嗎？你家的鐵門牆壁曾經被人塗鴉過嗎？你的機車坐墊曾經被人用小刀劃破嗎？你甚至搞不清楚，你在餐廳裏喝的飲料，有沒有被剛剛你吆喝過的侍者吐過口水。當你氣不過，大罵這些宵小是痞子的時候，你可曾想過，這些邊緣人在社會上曾經吞過多少垃圾？他們人生僅存的幾個小小的夢想，曾經被多少高貴的皮鞋踐踏過？
掌權者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每一位小人物，為他們一點小忙，給他們一點溫暖。儘管他們的夢想是那麼微不足道，你也必須要盡一切力量協助他完成夢想，不幸的是連這樣的小事他都可以視而不見。因此，我們只好期待自己，只要我們見到身旁有「最小的弟兄」，能為他們做點甚麼，就不要遲疑，給他們溫暖。這麼做不是為了保障你的愛車不會無故受到侵害；而是自問，「我願意跟身邊的人分享幸福嗎？」蕭伯納說：「終身幸福！這是任何活著的人都無法忍受的，那將是人間地獄。」(A lifetime of happiness! No man alive could bear it: it would be hell on earth.) 當你說「我願意！」時，幸福才會真正降臨在你的身上。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