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落入監獄的人都有故事，只是這些故事未必能為社會大眾所知──從事監所管理員的大熊（化名）做的是天天面對上百受刑人的工作，人們容易看見這些人犯下什麼罪，卻很少人知道這些人為何走向監獄。大熊記得曾經有個受刑人換過好幾個監獄都要出手毆打管理員、吃精神科藥物吃到大小便失禁、減藥後又會繼續打人，在監獄自然被列為頭號不受歡迎人物，只是當這受刑人告訴社工自己童年被性侵的經歷，大熊才明白了什麼。
「很多性侵家暴加害人從小都是受害人，惡性循環，他沒有足夠能力資源去跳脫循環、她不是自願要做這樣的事情，這些東西在他身上交互作用，產生必然的結果……」大熊說。
監獄，號稱社會安全網最後一道防線之所在，管理員一方面面臨高達25小時戒備不間斷的高壓職場，一方面又看盡犯罪者人生百態，誰都希望「同學」出去以後別再回來，卻仍時常聽到有誰幾個月捎來消息給同房「我又要進來了」，而為何關過以後依然難以解決問題，一線管理員自是有著最深刻的體悟，從大熊說出的監獄日常，即是社會上絕望的人們被步步推向邊緣、難以翻身的一個個無助循環，也是獄政人員想改變卻僅能盡力的。
「你真的到這地方會理解他們是社會弱勢，大部份的人家庭都不是很健全」
全台灣員額僅約5000人的監所管理員或許是最神秘的公職之一，人們以為考上公務員是鐵飯碗，夜勤監所管理員「勤1休1再勤1休3」的制度也被補習班吹捧為「每個月上班10天就能賺5萬」的神話，現任獄政工作權益促進會（簡稱獄政工會）理事、身為基層管理員的劉冠廷說，進來後才知道一切沒那麼美好──所謂「勤1」係指白天8點起連續上班25小時的日常，雖然夜間也是有休息時間，管理員擔負的是受刑人各種大小問題、包括半夜高血壓要送醫，其實很難休息，休假日都要補眠，人人疲憊不已。劉冠廷自嘲，監所管理員可能就是所謂的「高級看護」。
只是說起這份工作有什麼意義，或許就是看待犯罪者比一般社會大眾看得更深刻。同在獄政工會的大熊過去讀的是師範學院，因為成為「流浪教師」而選擇考公職進入監所，她永遠記得當年補習班老師說《監獄行刑法》第1條就算被打昏也要記得：「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只是真正進入監獄以後，她才明白「使受刑人改悔向上」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情。
幾乎所有落入監獄的人們都希望不要再回頭，管理員也希望離開的「同學」就別再回來了，只是獄政工會理事呂宗倫道出多數受刑人困境之一：「我帶過一半以上都沒有家庭支持的。」 而劉冠廷也說：「你真的到這地方會理解他們是社會弱勢，大部份的人家庭都不是很健全，有少部份人家裡還是很好過沒錯，可能自己走歪路，這就不討論……不管再怎麼好的地方，犯罪都存在。」
監所管理員的日常是處理受刑人違規、就醫、奔喪、出監入監等大小事，天天與受刑人待在一起難免有衝突，大熊就記得監所裡頭曾經有個非常「討厭」的收容人，換地方進進出出，以前連管理員都打，就連在違規房裡都可以打人，情緒不穩就打，打了就帶去看精神科，總要下到極重劑量的藥物才可以讓這人穩定下來──下重藥會造成她開始大小便失禁，減藥慢慢清醒過來以後她又打人，不斷循環，所有管理員都難以忍受她，但大熊後來才知道一切是為什麼。
「我後來知道這人跟社工講說她小學被性侵，我去知道，反而可以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對待她的心會更柔軟一點……她們是動手的人，感覺好像你們是動手的人活該被關這樣，但我們唸犯罪學會知道，很多性侵家暴加害人從小都是受害人，惡性循環，他沒有足夠能力資源去跳脫循環。」
深夜在牢房撞頭噴血！精障受刑人喊出無助：是不是一定要我出事，你們才會重視？
「收容人本身對社會就是沒有信任，他為何會破壞社會秩序，就是因為他相信只有為自己好才是最重要的、對我不好的是要排除的，一般人會用合法的方法去排除，但他的社經地位會讓他用違法的方法去排除，例如肚子餓了一般人會想說我拿錢去買，但偷竊的會想說我肚子餓拿東西吃，別人權益干我屁事，他沒有錢啊！」大熊嘆。
「這已逼到他無法去生存了，有些可能就再進來，進來大家都一樣、沒有誰排斥誰，他就算沒有錢，裡面一樣三餐有得吃，他只要不跟人家比較物質上的東西都ok。」從事獄政資歷超過20年的呂宗倫說。
對社會絕望的人們沒有什麼好顧慮的、已經沒什麼好再失去的了，於是有些受刑人相處起來確實是非常不可愛、整天惹麻煩，只是大熊也希望自己能多做一點就多做一點，某次成功穩定住受刑人自殘撞到額頭滲血，便是她少數有成就感的時刻。
記得那天是在晚上9點，有個情緒不穩的收容人A要被送去靜思舍（違規房），那時大熊正忙著配藥、配房、寫日夜勤交接記錄、寫重大行狀通報單等，忙得要命，只是當她看見那個A的傷勢，便決定放下手邊一切，優先處理：「收容人是因為情緒不穩撞牆的，額頭上腫得老高的一塊瘀青，還有個正在冒血的傷口，這時候我就算是想罵也罵不出來了──這尊大佛沒處理好，晚上還有得鬧啊！」
雖然A客客氣氣地說「老師，我有話想跟你說，等你忙完我再找你」，大熊仍決定馬上放下手邊的藥盒：「你有什麼話現在就可以說，我聽你說。」之後患上重度憂鬱症的A才說自己已經好幾天睡不著、吃不下，希望可以去靜思舍冷靜一下情緒否則就快發病，沒想到主管說靜思舍爆滿了無法去，A才終於爆發：「是不是一定要我出事，你們才會重視？」說完A就去撞牆了，也成功進入違規房。
「老師，我也很後悔為什麼這樣，我知道這次一定會被辦違規，可是我就覺得我已經想辦法說得很清楚了，為什麼要等我真的出事了，才能送？」A這樣告訴大熊。
「是不是一定要我出事，你們才會重視」──A一句話道出犯罪者的最大無奈。這時大熊也只能告訴A，她不在乎要不要辦違規，只希望可以幫助到眼前受苦的人，於是A要求把所有的止痛藥、情緒備藥都轉過來，聊了20多分鐘，那一夜A雖然徹夜未眠，但也沒有再情緒爆發了，沒有打擾到任何人也沒再傷害自己。
「我的班就這樣平安的過去了，大概這樣的時候我會覺得稍微有點成就感，只是，我的成就感居然是建立在『希望自己能平安下莊』這樣微薄的盼望裡，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果然好廢啊！」大熊苦笑。
監所管理員過勞代價：當每個人都沒有想多做一點的心情，這個獄政就是一灘死水
一旦受刑人違規、自殘、傷人，監所管理員就會有寫不完的報告，自殺跟脫逃更是地雷中的地雷，而管理員在一人一次要顧上百人的狀況下，其實也很難關注到每個受刑人，大熊時常沮喪自己做不好，而一位前輩告誡過她：「學妹，妳做得很好，妳監所守兩個底線就不會出事──不死、不逃！妳照顧這個場舍打得再厲害，一個個違規該辦就辦，只要不死、不逃就沒事。」
「我想說，啊？那監獄行刑法的『教化』算什麼？」大熊無奈：「我真的希望監獄能負起教化的功能，但就我們現在的人力跟監所管理員受到的訓練，要做到這事是非常困難的……國家對教化工作的核定你要怎麼算KPI？我們現在算法是你有多少『教化活動』，看人數，一次大型教化人數2–300人，這樣寫出去成績單多漂亮！但大型教化活動對收容人的教化有何效果，沒有人去查核……」
「我們該怎樣對待『人』，就是對待受刑人的態度。」這是大熊的堅持。有些同事知道她的想法，告誡她說這樣一定會把自己搞得很累，大熊也不諱言這真的是很累──「有時候罵人或情緒的宣洩對收容人有效，因為他從小到大可能就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你如果臭罵他，他會知道這個人的班不能怎樣，但在我的班因為人比較好，他們會耍賴、討價還價……」
只是大熊也記得諮商師告訴過她的：「每個行為背後都有動機，妳要看妳的行為是出於愛或恐懼，如果是出於恐懼，妳困擾的事情有天還是會再發生。」於是大熊便形成這樣的信念：「對人投以善意，雖然未必這人一樣會投以善意，至少可以減輕敵意吧？」
一個受刑人離開以後是否會再回到監獄，這並不是單靠基層管理員的努力就可以影響的命運，大熊也會絕望：「不要想比較快樂，我會想說做這樣的事情連個小水花都激不起來，我想說我們把我們能做的有限的做好的，但當每個人都沒有想多做一點的心情，這個獄政就是一灘死水。」
只是工作再怎麼苦悶都還是會有一點療癒，大熊記得有個號稱「戰神」、打遍無敵手再三進出監所的收容人總是抱怨討厭另一個收容人對她笑，她覺得不舒服，但當大熊願意傾聽她的心聲，之後大熊去站場舍，「戰神」竟也會自然地對她笑起來：「我發現她是開心的，從來沒看過她那麼放鬆的表情……後來我們偶爾會說點話，這是少數我比較有成就感的來源，讓他張力不用那麼大。」
「如果說我沒進來這行業工作，可能我碰到也會排斥。」前輩呂宗倫說，確實是進了監所才可以體悟犯罪者的人生百態，也能理解這些被推到社會邊緣者的無助之處。
儘管社會大眾面對受刑人總是高喊「關到死」、「死刑」，大熊還是願意盡力去改變、盡所能接住需要幫助的人，身為社會安全網最後一道防線，她深切希望有天監所人力與工時都能改善，讓管理員更有心力去發揮一點點改變的機會──哪怕那機會再小，並不是不可能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