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對立的意識，源於愈來愈明顯的親共勢力在北京支持下成為政治特權階層。民建聯、工聯會壟斷大量政治資源，主流媒體受紅色資金控制，紅色政客成為問責官員，過去香港政府政治中立、利益均霑的形象消失。
尤其二○一二年梁振英上場，擺出一副比中共更左、更強硬的面孔；而習近平主政下，北京的強硬管治路線由內地伸展至香港，加上官方大力鼓吹民族復興，動員狂熱的內地群眾敵視香港民主運動。結果一四年爆發雨傘運動，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雙普選，中共以拖字訣應付，七十九日占領無功而還。
鎮壓港人主體性成北京要務
但雨傘運動催生了標榜「本土」的年輕人政治組織，如黃之鋒、羅冠聰、周庭的「香港眾志」、梁天琦、黃台仰的「本土民主前線」及陳浩天的「民族黨」。中共認為這些標榜本土、自決的年輕人，或明或暗都是走港獨路線，必須全力消滅於萌芽狀態。
「打港獨」成為傘運後中共及港府最高政治原則，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批判港大學生會刊物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借立法會議員宣誓取消梁頌恆、游蕙禎議員資格，在各級選舉引入政治思想審查制度，取消周庭、劉小麗、姚松炎、陳浩天、梁天琦等人參選資格。外國記者協會舉行陳浩天午餐對談，遭到政治報復，驅逐《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駐港的亞洲新聞主編馬凱（Victor Mallet）。
一七年林鄭上台，更徹底地執行中共的強硬政策，以快刀斬亂麻手法推出送中修例，終於令過去受壓制的本土自決年輕人做出全面反撲。
其實過去幾年，以本土利益優先的論述已開始進占主流，反對每日一五○個內地移民配額、反對大白象跨境工程（即台灣所謂的蚊子工程）、反對千億東大嶼山填海工程，已經深入民心。但林鄭不以為然，以為只要背後的黨國機器控制議會，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昔日純屬學院式理論博採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以建構香港民族主義，在這四個月抗爭過程中由理論走向實踐。七月一日攻入立法會，《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梁繼平除下口罩，發表宣言，此後梁天琦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遍地開花。
年輕人在警暴酷刑下同受磨難，催生出一種為香港受苦難、為香港犧牲，最後榮光歸來的悲情。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感動員」方式，每日在商場、中學上演，不少中年人一邊唱《願榮光歸香港》，一邊淚流滿面。
當香港民主運動蛻變成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壓迫時，自一九八○年代起民主抗共模式正式過渡到民粹抗共，自二○一四年傘運楬櫫的公民抗命蛻變成公共抗暴。《禁蒙面法》公布後的周末，上街抗議的群眾口號已由「香港人，加油」變成「香港人，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