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196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當局所謂的「自然災害」中開始，但氣象資料顯示當時中國沒有全國範圍的自然災害，而中共高級領導人後來也承認，導致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餓死的經濟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在1950年代末強行推行的一系列災難性經濟政策到了1960年代初難以為繼，毛澤東不得不承認錯誤。但面對來自中共黨內的批評聲音，毛澤東很快便反守為攻，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而為後來禍害中國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鋪平了道路。
風調雨順年間的「自然災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包括全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有七千多人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那次史無前例的大會是在毛澤東大力推行的生產「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經濟大災難、餓死千百萬人的大饑荒的大背景之下召開的。
召開那次大會的本來的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經驗以及謀劃如何更好地徵購糧食。當時，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出現嚴重的飢荒，糧食徵購困難，京津滬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不保。
中國資深記者高瑜在飢荒年代是中學生。她說，連續幾年的經濟災難導致在風調雨順的年代餓死人，並不是中共當局在某一方面因為缺乏經驗的失誤導致的，而是中共專制獨裁統治的全面配套措施造成的。
高瑜說：「從1958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當年就有人餓死了。從1959年60年、61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指揮導致）餓死人主要就是這三年。這三年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還在搞原子彈。本來中國還可以開國庫救濟災民（但也沒有）。」
批評者指出，在國家極其貧窮，人民在餓死的情況下投入國家有限的資金研發核武器，這種做法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做法，也是北韓金家王朝的做法。
由於中共當局在強行推行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導致經濟災難，1962年1月到北京參加中共七千人大會的許多幹部以不同的方式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表達了他們的不滿，使大會脫離了中共最高領導層最初設定的議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虛晃一槍的自我批評，聲言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他要承擔中央的責任。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當時的中共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會上做了脫離講稿的發言。他在堅持宣稱毛澤東提出的經濟建設總路線是正確的前提下，對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最高當局瞎指揮造成的經濟災難提出了批評。劉少奇援引地方幹部的話說，過去幾年的經濟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的講話說出了眾多與會幹部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裡話，與會幹部以長時間的雷鳴般的掌聲表示贊同。有參加會議的人說當時的掌聲持續了5分鐘，有人說持續了10分鐘。毛澤東當場表現出對劉少奇講話感到不快，並由此下定決心打到劉少奇。毛用來打到打垮劉少奇的途徑是劉少奇在1940年代帶頭在中共黨內所鼓吹的毛澤東的神一般的地位。
不過，面對參加大會的各級中共幹部的不滿乃至憤怒，毛澤東在1月底提出延長本來預定要結束的大會，讓與會幹部在北京繼續開會，留在北京過春節，把大會開成幹部們的「出氣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在中國許多地方許多人餓死的當時，一天兩頓乾飯（兩乾）是一種的奢侈，千百萬中國人半個月一個月也難得吃一頓乾飯，許多地方的民眾只能吃草根樹皮甚至觀音土充飢。
觀音土又名高嶺土，是陶瓷製品的坯體和釉料以及粘土質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觀音土並沒有營養價值，吃多了會造成消化道堵塞和死亡。但成千上萬餓極了的中國人以吃觀音土來填充肚子。據有經驗的人介紹，觀音土的一種吃法是清蒸法，即先把觀音土篩細了，添水，與野菜一起揉成一個團子，蒸熟，像吃窩窩頭一樣嚥下去。
七千人大會對中共過去幾年導致連續的經濟遭難的經濟瞎指揮政策做了調整，中共中央和中共省級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勞民傷財的生產「大躍進」和「大煉鋼鐵」不再繼續，將農民的勞動所獲一律收走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政策有所放鬆，准許農民經營小塊的自留地生產自己所需菜蔬食品，中國的經濟由此迅速出現轉機，餓死人的現象消失，中國人開始得到一點喘息。
「階級鬥爭」再度成為綱領
然而，半年過後，中國政治風向陡然逆轉。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全會。中共中央委員82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再一次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
中共所謂的「單幹風」是指跟「人民公社」背道而馳的農民為自己謀生存的生產活動；「翻案風」是指為在1959年因委婉批評毛澤東的災難性經濟政策而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頭目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翻案的動向；「黑暗風」則指批評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推行的災難性經濟政策的批評意見。毛澤東聲言那些意見居心叵測，是把中共的統治說成一片漆黑。
關於當時使中國政治風向陡然逆轉的中共八屆十中，中共官方的說法是：
「全會發表了公報。《公報》根據毛澤東的觀點寫到：『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在中國剛剛從連續幾年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認的經濟災難中剛剛開始恢復之際，毛澤東為什麼要如此迫切地重提而且要如此強調階級鬥爭？
毛澤東反守為攻搶占制高點
學者胡平認為，這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之後不得不承認錯誤、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獲得了巨大的聲望，他（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則降到中共七大以來的最低點之後，一貫信奉「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毛澤東所採取的反守為攻、捲土重來的戰略，其目的就是為他自己在中共黨內搶占制高點、重新奪回對中共的絕對控制權。
胡平在一篇研究文中寫道：
（中共的獨裁統治造成連續不斷的經濟災難，）「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面臨1949年（武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來的最大危機。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震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中共）黨內同僚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直接導致經濟災難的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著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這個犯罪團伙的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則從另一種歷史的角度對毛澤東在1962年突然再大講階級鬥爭提出了見解：
「1956年中共的大提出中國的階級鬥爭結束，今後主要是生產鬥爭，向自然開戰，國內主要矛盾不是階級鬥爭了，而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八大路線實際就是後來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兜了20多年的大圈子再）提出的所謂以經濟工作為中心。但毛澤東不同意這個。八大其實是毛澤東的（大權在握可以一言九鼎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八大也把（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賴以獲得神一般的地位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中共黨章裡去掉了。」
章立凡指出，毛澤東從1956年起一直對讓他得以在中共黨內和中國全國得以縱橫捭闔、打擊中共黨內外的異己的階級鬥爭問題耿耿於懷；1956年的時候，因為劉少奇和周恩來他們搞反冒進，實際上中國經濟方面的指揮權已經不在毛澤東手裡了。毛對此非常不高興，在1957年發動大鳴大放百花齊放運動本來也是為了對中共黨內限制他的權力的力量反戈一擊，結果沒想到運動失控，許多人批判中共的專制獨裁。毛澤東再發動「反右」運動把批評者打下去，把上百萬知識分子及其家人打入另冊加以迫害，然後再反動「反右傾」，生產「大躍進」運動，重新奪回了對製定經濟政策的控制權。
章立凡說：「然後（就發生了連續幾年的經濟災難，）到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實際上毛的聲望已經非常低落。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劉的衝突越來越激化。劉少奇當面也跟他爭論，說是餓死那麼多人是要上書的，意思是要寫進歷史的。毛之所以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實際上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就把劉少奇當作是一個要清除的主要對手。」
在毛澤東發動目的在於打倒劉少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公開說，毛澤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習近平父親習仲勳落難文字獄規模空前
在重新強調階級鬥爭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小說《劉志丹》受到了批判。毛澤東讚許性地引用他的政治打手康生的話說，「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會議決定成立兩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勳的所謂「反黨集團」案進行審查。
彭德懷當時已經被解除了中國國防部長的職務。彭在1959年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最高當局瞎指揮造成經濟災難的問題提出了委婉的批評，毛澤東立即對彭德懷進行了無情打擊，聲言彭德懷是別有用心，組織反黨集團，企圖篡奪中共的領導權。毛澤東提出的彭德懷別有用心企圖反黨篡黨的一個證據是，彭德懷對他毛澤東強行推行的造成大災難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說是該經濟政策「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靈魂深處。」彭德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習仲勳是中共現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作為中共的老革命。儘管習仲勳跟小說《劉志丹》沒有多少關係，儘管習仲勳根本就沒有任何借該小說來為自己樹碑立傳並進而謀求奪取中共領導權並取代毛澤東的意圖，毛澤東依然決定對習仲勳進行無情打擊。
習仲勳為什麼會遭遇這樣的厄運呢？
學者胡平解釋說，當年中共在蘇聯支持下進行顛覆中華民國的暴力革命，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圍剿，在中共所謂的戰略大轉移實際上則是大潰逃的路途上，中共中央紅軍偶然得知陝北還有一塊中共根據地沒有給國軍攻下，於是就臨時決定投奔陝北；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領導人是劉志丹、高崗、習仲勳。於是，中共黨內就一直有「陝北救中央」的說法；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其他人對此耿耿於懷，因為這種說法有損於中央英明的形象。劉志丹1936年陣亡，死因離奇，高崗在中共建政後於1954年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自殺身亡。
胡平說：「你現在出了《劉志丹》這本書，為劉志丹樹碑立傳，這當然就觸及了毛澤東的一個歷史上的心病。因為中共黨內高層心裡都很清楚，中央對不起他們陝北幫，當年要是沒有陝北幫，中央就根本完蛋了嘛。結果後來（陝北幫沒有得到什麼獎賞，還）把陝北幫整成那個樣子。雖然那本書是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而且也沒有對中央，對毛有任何批評，但這觸到了毛的一個心病。」
中國資深記者高瑜說，中共當局多年來一直迴避提及的一個歷史事實是，毛澤東以小說《劉志丹》發難展開的大規模的文字獄式的迫害在擁有豐富的文字獄傳統的中國歷史上也是駭人聽聞的。
高瑜說：「整個一個陝北，甚至（小說作者、劉志丹的親屬）李建彤下去採訪，給他帶路的當地老鄉都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當時作者下去要了解劉志丹當年戰鬥過的地方，當地看到是北京來的人要來了解情況，志丹縣的人非常熱情，給她派個老鄉帶路，就這樣的帶路的老鄉。」
據信小說《劉志丹》案牽連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究竟具體有多少人因為習仲勳被大發威風的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首領而受到牽連，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中共當局至今沒有一個正式的數字公佈。
為何依然崇拜毛澤東
由於小說《劉志丹》案，習仲勳及其家人，包括習近平本人也受到牽連和毛澤東政權的迫害。2013年10月，習仲勳的遺孀、習近平的母親齊心發表署名文章，這樣回顧了在習仲勳被打到十年之後的帶著習近平的兩個姐姐齊橋橋和齊安安、習近平和弟弟習遠平第一次探視被監禁的習仲勳的情景：
「我早有思想準備，心裡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勳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一生堅強的他流下了眼淚，連連說：『這是高興的，這是高興的。』由於多年分離，他分不清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出已經長成小伙子的近平和遠平了。 」
在觀察家們看來，毛澤東不講法治，不講中共黨章，不講情理，不講人性，利用其獨裁地位進行肆意迫害的做法，使包括習近平本人在內的千百萬中國人深受其害。在毛澤東死後復出重返中國政壇的習仲勳生前多次公開表示對大權獨攬的獨裁做法深惡痛絕，認為這種做法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禍害，中共應當進行制度改革以避免這種禍害在中國重演，中國應當制定法律法規保護不同意見。
然而，習近平卻在上台之前和之後多次公開展示他對毛澤東情有獨鍾，並對毛澤東的大權獨攬和個人崇拜的做法表示欣賞和亦步亦趨。習近平主導的中共宣傳部門強調中國以及中共就是要由習近平「一錘定音」，「定於一尊」，不得「妄議」。以言治罪在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大陸再度盛行。
這種現象應當怎樣解釋才好？學者胡平表示，最合乎情理和直接了當的解釋大概就是，由於從小耳濡目染的是權力至上的教育，習近平以及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後代（即所謂的「紅二代」）缺乏基本的是非道德觀，甚至缺乏文明社會的親情觀；這就是為什麼在毛澤東瘋狂迫害他們的父母長輩的時候，紅二代幾乎沒有人為自己的父母說話，而是按照權力最大的毛澤東的說法譴責乃至詛咒自己的父母。
胡平說，太多的中共高幹子女缺乏人性，缺乏親情，缺乏是非觀，缺乏道德價值觀，因為他們認為在這世界上只有權力和利益才是真正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的中國人在說，「毛病不改，惡習難除」，「習近平不是習仲勳的兒子，而是毛澤東的孫子」。
胡平說：「就像（被習近平打入監獄的中共前高級領導人、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自己說的，按理說我不應當喜歡毛澤東，我父親因為文革和其他運動被整了22年，我自己也坐過監獄，但是我想來想去，中國祇有走毛澤東的道路才行。當然他沒有清楚地說明他想來想去究竟是怎麼想的。因為這中間有許多奧妙不足為外人道，是不能跟外人說的。其實，習近平和薄熙來所看重的毛澤東的道路無非就是毛澤東的那套統治術、權術。
「雖然他們的父輩身受其害，但他們在其父輩受毛澤東之害的時候，他們一方面是痛恨毛澤東，但另一方面也是相當佩服毛澤東。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爸爸那樣的大英雄都讓毛澤東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們就這樣喜歡上了毛澤東的統治術。所以他們上台以來，從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到習近平的許多做法，其實習近平的許多做法都跟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很相似。從（不講法治的以腐敗治腐敗的）反腐敗，到加強意識形態控制，這些等於是放大版的『唱紅打黑』。總之，他們所欣賞的就是毛澤東的這種統治術，這種權術。這其中還包括個人崇拜。」
中國共產黨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親生父親習仲勳在1962年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進團」首領，受到種種迫害，一度帶著腳鐐被單獨監禁好幾年。直到1978年，也就是在毛澤東死後兩年之後，習仲勳才得以復出。
掩蓋基本歷史事實
1960年代上半，除了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會議及半年多之後的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重新提出毛澤東所強調的階級鬥爭之外，中國大陸發生了有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但中共當局對那些事件不是諱莫如深，就是輕描淡寫，不提供有關事件的關鍵性背景和來龍去脈，使中國年青人難以了解和理解對當今中國依然有重要影響的許多基本事實，其中包括：
——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於中共當局在風調雨順的那幾年裡製造的人造「自然災害」和大饑荒依然是中國的國家機密；眼下有關中國人造大饑荒餓死人的數字在250萬人左右到4000多萬人之間，中共當局對它在中國製造的人工「自然災害」和大饑荒的討論和研究嚴加限制，有關中共不良記錄的討論或評論會被迅速封殺。
——幾十年來，中共將那場延續幾年的人造大饑荒稱作「三年自然災害」，並宣稱當時蘇聯向中國逼債加劇了飢荒造成的困難；但隨著時間推移，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現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並沒有發生全國性的災害天氣，實際上中國在那幾年大部分地區都是風調雨順，而所謂的蘇聯在中國遇到災害期間趁機逼債之說則查無實據，中共又改換了說法，改為「困難時期」，但不提困難是如何造成的，誰造成的，不提當時在中國許多地方，農民被迫去參加所謂的生產「大躍進」，去「大煉鋼鐵」但實際上只是耗費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煉廢鐵，到了農作物應當收穫的時候也不能去收穫，糧食白白爛在地裡，膽敢擅自去收穫糧食的人會遭到無情打擊。
——毛澤東在1962年重新提出必須重視階級鬥爭，給中國造成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並且影響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再度公開提出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在毛澤東重新強調要大講階級鬥爭之後，寬泛無邊又可以不講證據、不講道理、將批評對象置於死地的做法成為中國的常規；在1960年代上半期，有官方背景的人在有關社會問題或學術問題的討論中無限上綱、打棍子扣帽子且不准對方反駁的批判盛行。這種從對敵鬥爭、階級鬥爭著眼的批判在今天的中國重新抬頭。
毛澤東的愛將姚文元在1965年11月發表的、並得到毛澤東本人的讚揚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普遍認為是這種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判文章的典型和典範，其中的名句包括：「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作為重新強調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在1962年發動針對農村幹部的所謂「四清運動」（一開始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的一線領導人劉少奇積極參加這場全國性的階級鬥爭，劉少奇派遣妻子王光美親自下鄉參加和領導運動，總結出一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並得到毛澤東的欣賞和轉發。眾多的農村幹部在「四清」中受到迫害打擊，使劉少奇、王光美招致民怨，為後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到並整死劉少奇、長期監禁王光美（其官方罪名之一是美國的戰略特務）奠定了直接的群眾基礎。
——在全國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餓死的時候，中共領導層繼續保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不計代價地連續幾年推行毛澤東力主的災難性政策。毛澤東的廚師1961年4月給他制訂的菜譜包括：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
在這樣的菜譜曝光顯示出「人民領袖」毛澤東並沒有像其宣傳機構所長期宣傳的那樣與人民同甘共苦、聽到有人餓死的消息悲傷得流淚、寢食不安之後，為毛澤東辯護的人聲言，拿這樣的菜譜大作文章是誤導和污衊，那個菜譜只是菜譜而已，並不表示有人確實是給毛澤東做了那些佳餚給他吃了。
但已經被習近平當局強行關閉的《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了在中國人民遭受大饑荒許多人餓死的年代，中共上層的奢侈生活方式的一個小側面：「1959、1960、1961三年的時間，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茅台酒廠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63、70頁），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根據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仁懷縣志》，第553頁）」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人造大饑荒年代中，生產茅台酒所需要的糧食能全部生產，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調入。
——中共在1956年舉行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從蘇聯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給蘇聯造成嚴重災難、使眾多蘇共幹部被迫害致死的教訓出發明確禁止個人崇拜，並把「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從中共黨章中移除。從1940年代以來，毛澤東執掌的中共當局將「毛澤東思想」宣傳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從而使毛在中共黨內獲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因為中共當局認為，毛澤東思想即真理的最佳代表者和闡釋者，就是毛澤東本人。
然而，在1960年代前期，「毛澤東思想」捲土重來並被捧上更高的地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由此更上層樓。毛澤東提拔和重用的國防部長、後來成為他的副手和接班人的林彪1964年大力提倡「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毛澤東借助由「毛澤東思想」而來的神一般的地位，不但連續發動政治運動讓全中國億萬人受害，而且也迫害中共高層幹部，後來也發動「無產階級大革命」，將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和他一度的接班人劉少奇以及眾多的中共高級幹部迫害致死。
劉少奇被毛澤東通過其妻子江青等人操控的「紅衛兵」迫害的時候，他的一個罪名是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劉少奇對這個罪名提出了反駁，說這個罪名虛假不實，因為他一直擁戴「毛澤東思想」，當初「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是他最先在中共黨內提出的。現在外界還不清楚劉少奇這麼說是他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採取的一種策略，還是他一直不明白「毛澤東思想」以及毛由此而來的可以肆意生殺予奪的神一般的地位是導致他（劉少奇）深陷絕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