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沃爾夫(Karl-Wolf )，這是我的出生證上登記的名字。不是沃爾夫，而是卡爾－沃爾夫．比爾曼(Karl-Wolf Biermann)。在千年帝國的第四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漢堡出生，時間是十二點過五分，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足足八個月的嬰兒。我母親艾瑪細聲細氣地問著那標準的問題，聖喬治醫院的接生婆剪斷了臍帶後，從牙縫裡擠出：「是男孩。」母親喜不自勝地笑著。產婦艾瑪．比爾曼(Emma Biermann)是個女工，她竟然哼出那首挺蠢的小曲：「我們有個兒子，繼承王位的皇子……」接生婆大概很惱怒，她頂著舌尖說：「這娃有個小猶太鼻子！」
這個禮拜天的晚上，父親趁他在德國船塢加班的空隙中，趕到醫院。達格貝爾(Dagobert)和藹地瞄了一眼娃娃，但他眼裏只有他的艾瑪。他多麼開心，他深愛著妻子，同時也對她充滿感激。「妳不僅是我鍾愛的人，也是我最佳的同志」，他在後來給她的信中如是寫道。
達格貝爾．比爾曼學過鎖匠和機械製造的工藝。有一個援助猶太困難家庭的「拉澤如斯－顧姆佩爾」協會(Lazarus-Gumpel-Stift)，坐落在許拉赫特街(Schlachterstrasse)，一所陽光照不進的後院屋子，他就在那裡長大。我父親的父親叫約翰．比爾曼(John Biermann)，是個水電行老闆。他的一人「公司」除了他，就只有一個整齊擱放著工具的木盒子，外加一架梯子，幾捲電纜和一個沉重的小盒子，裡面裝滿了小的電工用具。父親的弟弟卡爾(Karl)比他小兩歲，也是電工。他們有個漂亮的妹妹，名叫羅莎(Rosa)，比父親小十二歲，是做帽子的。由於祖母露薏莎(Louise)出身於東正教的樂文塔爾(Loewenthal)家庭，她就把孩子們都送到塔爾木德．脫拉實業中學(Talmud Tora Realschule)去受教育，塔爾木德以及脫拉都是希伯來語，學校就在格林德爾(Grindel)的猶太教堂隔壁。不過父親十四歲就到漢堡港口的布羅姆&佛斯(Blohm & Voss)船公司去當學徒了。他不僅是猶太人，更要作個有出息的人，因此他加入了金屬業工會，而他的宗教信仰也立即被共產主義所取代了。他工作表現出色，同時能說善道，於是就被其他學徒們選為發言人。
他坦蕩的作風引起了公司高層的注意。四年學徒藝滿之後，雖然他名列前茅，得到學徒結業證書，卻被一紙解聘書解僱了，並且還上了「黑名單」。這意味著，即便在造船業危機過去之後，他依然將長年失業。
達格貝爾在德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德國共青團」那裡認識了艾瑪．迪特里希(Emma Dietrich)，他們彼此傾慕。他愛慕她的直率，她愛慕他的耐心。艾瑪的中學老師跟她父母親說：「艾瑪應當繼續升學，她能夠當老師。」但是她父親迪特里希先生厲聲說：「我們可負擔不起一位女公爵。」於是一九一九那年，艾瑪就去學藝當織工。學了兩年，她總是超額完工，賺錢不少。之後她到蘇爾特(Sylt)島上去工作，編織講究的時裝。到了一九二四年她更漸入佳境，受僱於漢堡的盲人中心。
在那裡她為機械紡織廠獨自組建了一個盲人作坊。
這對情人於一九二七年結為連理，兩人都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成為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艾瑪的妹妹洛特(Lotte)和弟弟卡爾(Karl)，也被稱為卡里(Kalli)，也與達格貝爾相處融洽，他們既是家人又是同志。同樣的，艾瑪的父母親，卡爾(Karl)和瑪莎(Martha)也加入了。迪特里希一家本在薩克森(Sachsen)，經由基爾(Kiel)來到漢堡定居。她父親在薩爾(Saal)河畔的哈勒市(Halle)的鑄鐵廠當學徒工時，滾燙的鐵漿將他的一隻眼毀了，以致他在舉槌時，測不準距離，只好改行到工地去當挑夫。肩上每每扛著二十五塊磚頭爬上工地的梯子，造成了弓背和病痛的後遺症。
這個薩克森人在漢堡成為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RFB)的領頭人物。卡爾是會員們公認的保護傘。同志們取笑他說，真不賴啊，他那隻玻璃眼在盯人的時候能夠不眨眼呢。也許這真是他這一生唯一的優勢：每年參加為世界革命勝利而舉辦的射擊比賽中，他都名列第一，得到一整條的火腿作為獎品。
納粹黨在三○年代初取得了政權。有一次，納粹的衝鋒隊(SA)與由共產黨的紅線戰鬥隊和工會及社民黨組成的「鐵前線」(Eiserne Front)相互惡鬥，砸爛了組織的會場時，達格貝爾成功地、不流血地跟青年資產階級的納粹分子進行爭辯，而沒有陷入雙方的拳腳混戰，他因而出了名。一九三二年我父親不幸被自己人指控為「異己分子」，因為他主張共產黨應當和社會民主黨合作起來對抗納粹，這是違反共產黨所標榜的立場的。
與社會民主黨的命運不同，德國共產黨在納粹一九三三年上台之後，立即遭到禁止，黨的機關報《漢堡人民報》也旋遭封閉，共產黨人只能非法地繼續工作。我的父母和舅舅卡里都屬於聖喬治的黨小組，接著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我父親被捕了。他當時正在一個畫家的畫坊中，用很簡陋的油印機在印製被禁報紙的號外，想要非法傳播。他當場被捕。由於原來的報紙編輯在三月就已被捕，關進福爾斯畢特爾(Fuhlsbuettel)的集中營裡，達格貝爾就取而代之寫了社論，報導了即將進入審判程序的阿彤納週日流血案(Altonaer Blutsonntag)：將近一年之前，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那天，納粹衝鋒隊和共產黨人之間發生暴力打鬥，有十八個人被射殺。納粹一上台就把四個人，包括未成年的少年，其中一名是鞋匠卡爾．沃爾伏(Karl Wolff )，送上了火速成立的法庭。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將四人判處死刑，定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行刑。極刑就在法庭的後院執行，他們被劊子手一個接一個地用斧頭斬首。當最後輪到卡爾．沃爾伏將頭伸到斬板之際，他提出一個請求，希望將被綑綁在背上的雙手鬆綁。這名年輕的鞋匠說，想在生命最後一刻能伸直一下軀體。繩子剛一鬆開，他就反手用手銬去敲擊旁邊一個官員的牙齒。
我父親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被判刑兩年。他謊報那張非法報紙上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因而救下兩名同犯。他的妻子在判刑的當天被公司解聘，往後一切的求職信都被拒絕。幾個月後，勞務局把她介紹到一家工廠去幹最低等的粗活。
不久艾瑪的弟弟卡里帶來一個新人。他是被處死的卡爾．沃爾伏的哥哥，他是工人，也是紅線突擊隊裡的共產黨員，就像其他同志，他也必須逃避納粹的追捕。艾瑪負責藏匿這個漢斯．沃爾伏(Hans Wolff )兩三天，直到通往漢堡港口的逃亡之路通暢了，他就可以前往丹麥。她將沃爾伏的哥哥藏到動身那天，用普通的報紙包了三個香腸麵包，以淡定的口氣說出了很大的承諾：「同志，如果我丈夫在一年半後出獄，如果我懷孕，如果生下一個男孩子，我們會給他取你弟弟的名字。這樣我們就造出一個新的卡爾．沃爾伏了。」
然而離達格貝爾釋放還有很長的時間。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暫時單身的艾瑪穿過處女堤街(Junfernstieg)，適逢一隊衝鋒隊敲鑼打鼓威風凜凜地走過。就在這不幸的時刻，一朵幸運之花綻放了，艾瑪愛上了另外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又是著了什麼魔呢？他看到有著一頭捲髮的年輕女子站在路邊，是唯一沒有對他們行希特勒式舉手禮的人。於是他把她叫過去問話。
這名來自漢堡內阿斯塔湖(Binnenalster)的瀟灑男子是個家庭富裕、有教養的人，並且也反對納粹。他比艾瑪小幾歲。福里德爾．龍格(Friedel Runge)是介於社會民主黨、紈絝富家子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混合物。他是左傾的獨行俠，擔任商務的代理人，已經擁有自己的私人汽車。他吸引了鎖匠達格貝爾．比爾曼的妻子，帶著她去看歌劇，也跟她上床。週末他們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到比勒(Bille)河畔去蹓躂，或小資產階級品味十足地到阿斯塔湖(Alster)邊散步，他們也去易北河(Elbe)對岸的老區漫遊。福里德爾逞強跟他朋友打賭，潛身在木橇下面穿過易北河，這等於自願在水中接受酷刑。他很強悍，但不失溫柔，卻迷上了那個金髮的女共產黨員艾瑪．比爾曼。艾瑪的丈夫在獄中，而她對人生則充滿好奇。艾瑪很美，容易興奮激動，而且又是那麼孤獨寂寞。
兩人渡過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漫長一年，然而時間實在又短促得殘酷。達格貝爾臨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的出獄之日愈來愈近，他的妻子對這個開心卻尷尬的日子卻滿心憂慮。艾瑪心中千百遍地悸動著、思考著，最後她決定強迫自己接受黨的任務，出於對黨的忠誠，出於對自己丈夫同志的尊重，她犧牲愛情！
在她丈夫出獄的前一天，艾瑪和情人最後一次見面，他們親吻、傾訴、哭泣、沉默。她的心已經從身體裡被活活掏空了，她還歇斯底里地扯下了自己的一大把金髮。
那天早上，艾瑪乘坐地鐵抵達福爾斯畢特爾的監獄，去迎接被自己戴了綠帽的丈夫。他揹著小包袱提前十分鐘出來，迎面走向她。他們有點羞澀地輕吻，不是真的接吻。還在路上她就向他坦白了一切。她說：「如果你要，如果你能忍受這些，我就留在你身邊。如果不要，我就跟那個人了。」丈夫決定不要離婚，但是當他和艾瑪回到家中，兩人躺在床上時，她說：「不，不，我還不行，我還愛著那個人。」
達格貝爾就在廚房裡搭了張床。他不願孤單度日，卻獨自忍受著孤獨的滋味。他的心抽緊了，他既悲傷欲絕，卻依然心中暗喜。我無法知曉，艾瑪後來為什麼，又是怎麼樣給了她丈夫一個信號，表明他們不只是同志，他仍可作她的枕邊人。由於我在娘胎裡足足八個月後呱呱落地，我可以算出來，他倆是何時親密合好的，日子應該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達格貝爾釋放出獄後幾乎一年的時間過去了，這兩個共產主義的貞潔分子並排躺在床上，孤獨地渡過殘酷的長夜。他不能強迫她就範，她也不必驅趕他，一切都需要時間啊！
他們愛撫、親吻、擁抱。後來呢？沉默……他們在幾乎三年的空白之後，終於激情地結合，重新言歸於好。他微笑著，接著就支支吾吾地說：「糟糕，我沒有留意！」按照艾瑪事後的描述，她好似被蠍子螫了一般跳起來，叫喊著從床上跳下，跑到廚房。衝到洗碗檯邊，憤怒地跨上檯子，像使用無產階級的洗腳盆那樣，打開水龍頭，對準出水口，沖洗下體。她罵著、怨著、惡意冷笑、哭泣著喃喃吐出一些模糊的字句，詛咒埋怨著，擦乾身子，裸身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怒氣未消地沉默著。我母親的憤怒後來自動地化解成為一種幸福感。不久這女子反而讚揚她丈夫不懂體貼，接著就快樂地笑開了。當然艾瑪信守諾言，他夫妻倆給我取名為卡爾－沃爾夫。
＊作者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詩人、歌手。1936年出生於德國漢堡。比爾曼十六歲時，從西德遷移到東德並入籍，在那裡讀完中學和大學。他深受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影響，少年時代就開始寫詩、彈吉他並作曲。其作品尖銳抨擊極權社會的弊病和權貴的封建昏聵，被當局禁筆封口長達十二年。一九七六年比爾曼應邀在西德科隆舉辦音樂會，隨後就被東德政府驅逐流放，並取消他的國籍。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爾所言，比爾曼成為在西德流亡的德國人。一九八九柏林圍牆坍塌，次年兩德統一。比爾曼是共產東德最具有代表性的異議份子，是反抗極權，爭取言論自由的代表人物。將比爾曼放逐，是東德走向末路的開端。比爾曼在國際上獲獎無數，經常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他和妻子帕梅拉現居漢堡。本文選自作者傳記《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