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在五月間有一篇投書〈連政府單位都「抄襲」，談什麼著作權？〉，檢討政府單位抄襲事件，幾乎是每個月就有一件抄襲知名動畫公司作品，而且，還有更多因為創作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而沒有曝光的著作權侵權事件。
與著作權（copyright）類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議題是學術倫理（academic ethics），學術倫理主要的關心議題是抄襲（plagiarism）、變造（falsification）與造假（fabrication）。第一種的抄襲會伴隨被害人的出面指控，而可藉由著作權法的落實，實踐司法正義與學術真理。至於第二與第三種的行為，卻沒有特定被害人可以出面指控，但受害者卻是國家，甚至是人類知識文明的發展過程受到干擾與誤導。誠如中研院院士朱敬所闡述，「人民有探索、追求他們自我認定的真理、理想的自由」，國家預算支應「這些研究者自己完全不事生產，卻在國家制度性安排與人民稅收支持保障之下，在做求真、求善、求美、求可能增進人民福祉的努力。」
朱敬一藉由比喻「台灣社會重人情，人民對於理念上司法關說的那一條紅線，似乎還沒有強烈的感受。」說明學術倫理是學術社群必須謹記於心的紅線，然後「再提出一項不宜關說的大類：學術發表與研究計畫的評審，我認為絕絕對對不可以關說，更不可以造假。」因為「研究者自己完全不事生產，卻在國家制度性安排與人民稅收支持保障之下，在做求真、求善、求美、求可能增進人民福祉的努力。」因為「人民納稅錢沒有道理去支持一群未必求真、未必求善、學閥徇私的關說研究或假研究，寧可去發社福津貼。一旦人民失去對研究者不徇私追求真理客觀性的信任，恐怕就再也不會支持研究經費了。」
然而，一旦研究者的著作或計畫報告違反學術倫理著作，該如何補救與導正？
大學教授利用憲法賦予之權利（教授頭銜與經費補助），而進行傷害學術行為的經典案例之一，是前政治大學陳姓教授「抄襲著作從民國八十三年起獲獎延續迄今，期間長達六年以上。」陳姓教授利用抄襲作品而「曾任外文學門之召集人達兩年之久（八十三年十二月至八十五年十二月），整個外文學門更是因此案受到打擊。」（朱敬一，1999）晚近的知名案例是明道大學教師羅姓教師，從2013年起遭人多次檢舉，指控當事人升等著作抄襲多位大陸學者及台灣研究生著作。然而，教育部的典型作為卻是遇檢舉交由校方調查，導致明道大學前後四次都回覆查無實證。監察院在今年三月發文糾正教育部後，才請學術審查委員會召集匯集，最終確認羅姓教師抄襲，並在七月發文給各校告知撤銷羅姓教師的副教授資格。
前述僅是升等著作（專書）或研究計畫報告被糾正的案例，至於期刊論文因為違反學術論理而被糾正的案例，國內尚未曾出現。我們就來觀察最近的知名國際案例。 （相關報導： 準司法院副院長林錦芳 遭黃國昌爆料論文抄襲 ｜ 更多文章 ）
在2014年底，《科學》期刊（Science）刊登一篇引起全球矚目的論文，標題為「見面三分情：說服支持同性戀平權的實驗」（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 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作者是 Michael J. LaCour 與 Donald P. Green，前者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系的博士生，後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研究聲稱，透過同性戀者與保守主義者之間的短暫面對面的溝通，有相當比例的保守主義者轉變原本反對同性婚姻的態度。也就是說，雖然「見面三分情」的道理舉世皆知，但面對面溝通的確實效果比一般人的認知要高出許多，而且獲得科學證據支持。這是為何這篇作品得以刊登在《科學》期刊，而且引起全球社會科學與新聞媒體界廣泛討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