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蔡總統交代大家「沒有必要就不要常常走街頭」，但在觀光業萬人上街頭後，本周日還是再有68個反迫遷團體要走上凱道，新政府陷入動彈不得、萬事難為的窘境。內政部在此之前，快速端出修法，但看修法內容，大概只會製造更多問題，政府宜審慎之。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家園、土地被其它人拿走─即使是政府拿走亦同；當然，更混蛋的是政府拿走被迫遷者的價格又是無一例外的賤價為之，且數十年如一日。但站在政府立場，許多時候又確實有徵收土地的必要，否則無以執行各種公共建設、推動社會進步。
這次串連上凱道的反迫遷團體，從高雄果菜市場自救會、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到桃園航空城反迫遷聯盟、新北市塭仔圳反迫遷連線、台中石岡反徵收聯合會、台中大智慧學苑反拆自救會等。有點諷刺的是這些反迫遷團體來自綠色執政縣市反倒居多，顯然這是一個每個執政者都要面對的問題，已非純粹的藍綠政治問題了。
早年威權時代，土地、房子要被政府徵收，除了認命拿錢走人外，別無它法；民國70年代中之後，黨政控制力減弱、民間力量興起，政府土地徵收碰到的抗爭日盛，台北捷運局才開始以「公告地價加4成」方式徵收，以減少徵收阻力。但以公告地價多是市價的3-5成看，加4成後仍難填平與市價差距，政府其實還是繼續A人民。
這次內政部端出的修法中，可以看出政府希望平息民怨的期待，但遺憾的是顯然未能切中問題，甚至可能引發更大後遺症。
台灣土地徵收長期的積弊問題、及民眾反迫遷移的原因，大概不出2大原因：第1是質疑徵收缺乏正當性；第2是徵收價格太低，民眾接受就是吃大虧；至於所謂的安置問題，其實是與第2個原因有連動。
第1個問題內政部是要求在計劃提出階段就要舉辦聽證會，落實民眾參與；但實質問題則是難解，只能個案處理，要達到讓被徵收民眾接受的共識難度極高。以南鐵東移案而言，抗爭民眾與官方其實就是在必要性、正當性上難有交集。即使是開闢一條馬路、興建捷運的徵收案，看似在必要性上較無爭議，但反對者同樣可質疑「為何路這樣開要徵收我的土地，而不是那樣開去徵收他們家的土地」。
第2個徵收價格問題，公告地價加4成當然是過低，民眾一定誓死抗爭，即使在大埔案後修法改為「市價」，卻仍存在不少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何謂市價問題，其產生方式有問題。第二個是即使是真是「市價」，但對被迫拆遷者而言，需要的恐怕是要「溢價」，以補償其久居有感情的房屋、土地被徵收，原有熟悉的生活環境消失的傷害，及遷移導致的有形無形成本─這其實類似企業併購中，消失公司方總會得到高於市價的溢價補償一樣。先進國家的徵收補償方式即是依此原則，把有形無形、經濟非經濟因素都考量在內。
事實上，如果有合理的價格機制能導入，許多徵收問題就較易迎刃而解。至於內政部要修《土地徵收條例》，明訂未來徵收案中必須要有9成採協議價購方式進行，最好再考慮、多想想─協議價購如果是個別談，就出現嚴重的不平等，喊價越高獲利越佳；如果是全體適用最高協議價，那也是沒完沒了。實務執行上更可能出現優秀公務員不敢作主負責，惡劣公務員從中「尋租」的問題。這個硬性規定可能讓所有的徵收停擺，內政部應再評估。
至於可能有官員認為「溢價徵收」會造成徵收成本大幅增加，增加政府負擔而不應為之，這種說法無誤，未來徵收經費必然增加。但換個角度想，過去其實是政府在徵收過程中，「隱形剝削」了這些倒楣的民眾，然後才能用便宜的價格賣工業區土地給企業賺錢、用路人可使用低廉甚至免費的道路。更何況，許多地方政府輕率提計劃、隨意強徵民地，未嘗不是因其成本低、花費少，甚至從中發現尋租空間所致。
政府對房屋、土地被徵收的迫遷者，可能永遠無法補償其感情、記憶與生活環境消失的損失，因此，第一要件當然是要審慎為之。但如真有必要為之，至少政府或社會，是該在徵收價格上給予高於市價的溢價補償。從價格機能與誘因切入思考，或許更能一勞永逸，在制度上解決糾纏數十年的徵收問題。
綠營在馬政府時期，充份享受「在野優勢」，所有公民團體、抗爭民眾的反政府行動，幾乎全部毫無保留的支持；執政後這些團體的對新政府的期盼也特別高─但顯然他們是失望了，否則不會串連上凱道，這個「報應」確實來得又急又快。
但所有抗爭團體與公民團體都有強烈難以妥協的信念，目標則是單一化；而當家執政者則要顧及其它層面及其它利害相關者，大概很難全盤接受其訴求，不過政府也因此陷入動彈不得、萬事難為的窘境。對反迫遷的訴求，政府就考慮從制度上，以「溢價」解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