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佳泓導讀:思考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2019-09-0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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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政治的誕生》一書提到,政黨的選擇和貧富相關,研究美國的調查顯示,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經濟對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在貧窮的州更大。(資料照,美聯社)

《極端政治的誕生》一書提到,政黨的選擇和貧富相關,研究美國的調查顯示,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經濟對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在貧窮的州更大。(資料照,美聯社)

民眾如何選擇候選人?如何評價政治人物?如何選擇公共政策?這些看似複雜的問題,本書兩位作者海瑟林頓以及偉勒主張,其實都只需要了解民眾的基本特質,就能一一回答這些問題,並且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許多民眾在一些重要議題上互相對立。

什麼是世界觀?

本書是兩位作者繼 《美國政治中的威權主義和兩極分化》(Authoritarianism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後,再度合著探討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他們強調世界觀(worldviews)而非政黨認同、意識形態對於政治以及非政治態度的重要性,並且解釋為何世界觀逐漸走向極端,以及為何極端政治到處出現。

世界觀是什麼?世界觀是對於這個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是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對或錯的看法。如同英文原書名所說的,「Prius或者皮卡?」前者代表環保、白領階級、年輕、全球化;後者則令人想到藍領階級、實用主義、製造業、美國優先等等。為什麼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汽車,卻有這麼多的政治意涵?

在前一本書中,兩位作者就已經提出世界觀的概念。他們定義世界觀為一組相關議題的立場,但是這些議題之間不見得有共通的信念 (Hetherington and Welter, 2009:64)。世界觀來自四大重要議題:種族、民權平等、女性主義與家庭、外交政策等等。這四大重要議題存在美國社會已久,如同Carmines and Stimson(一九八九)所指出的,種族議題會隨著社會結構而變化,但是它的影響力會一直持續。

作者主張這些議題構成美國民眾的世界觀,這些議題的出現部分是因為政治人物或政黨藉由鼓吹提倡這些議題而贏得選舉,例如出身德州的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四年簽署禁止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而在同年總統選舉中打敗同樣來自南方的高華德參議員。作者進一步解釋這些議題都與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有密切關係,而威權主義被定義為尊重長者、行為有禮貌、服從等等價值。威權主義與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有高度相關,例如威權主義越強的民眾,越支持「移民應該接受美國價值」這項說法。作者進一步說明同屬民主黨的歐巴馬與希拉蕊得到不同威權主義特性的民眾支持。歐巴馬的支持者對種族的容忍程度較希拉蕊支持者來得高,對於人權的標準也更高。

價值的衝突

從兩位作者的前一部著作,可以理解他們的思路是要找尋不同於過去政治態度研究所重視的政黨認同、保守或自由意識形態。他們想從非政治的領域,找到更能廣泛解釋政治態度的心理態度,例如人格特質、社會文化等。他們指出共和黨往往被聯想到陽剛(masculine),而民主黨被聯想到陰柔(feminine),這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的政治分歧不斷強化的世界觀。放在美國政治的脈絡,陰柔往往接近容忍不同的意見、包容不同種族、強調社會平等;而陽剛則代表國家利益、重視秩序等等。這一點在恐怖攻擊於美國發生時,對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特別有利。

回到《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作者試圖解釋為何美國進入極端對立的文化、價值、政治的對立與衝突。他們認為世界觀又可分為流動與固定兩種類型,固定的世界觀代表保守、不喜歡變遷、喜歡熟悉的事物;流動的世界觀代表願意妥協、保持開放等等態度。作者認為,抱持流動世界觀的人越多,不同政黨之間越可能接納對方。但是兩大政黨在一九九○年代不斷地強化鞏固各自陣營,使得流動世界觀的空間越來越小。例如一九九四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一舉帶領共和黨贏回失去四十年的眾議院控制權,與當時的民主黨柯林頓總統分庭抗禮,被認為是加速兩大黨對立的重要分水嶺。

20190821-1994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94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加速了美國兩大黨的對立。(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讀者可能想問,世界觀來自哪裡?作者認為,世界觀來自成長與生活經歷,也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的包容度等基本價值的影響。由於是從幼年時期開始養成,因此世界觀不容易被改變,而且可能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可能較願意接受不同的觀念。不過,作者指出個人天生就有認同自己人、排斥非我族類的現象,他們說,「幾十年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團體身分認同對我們很重要。當我們自己認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個身分就會變成我們感知的核心,影響層面逐漸擴大到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會很自然地偏袒自己人,詆毀不相屬的群體,於是乎形成人性的核心特徵,也衍生出求生存的基本策略。」換句話說,教育改變思想觀念的機會並不大。而且作者發現,接收新資訊也不見得會影響既有的認同,而在假消息充斥的時代,民眾不見得信任資訊,可能只相信具有相同信念的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

經濟的角色?

作者指出,世界觀與認同政治結合,讓右派政治趁機崛起,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國家,都有反對開放移民的政黨出現。筆者認為,移民問題部分反映出過去冷戰結構解體之後,許多國家的民主體制以及經濟不穩定,部分國家陷入內戰,有的則是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帶來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英、法等國的抗議運動都是冰山的一角。

貧富的問題也與政黨選擇有關,就連階級色彩較歐陸淡化的美國也不例外。Andrew Gelman (二○一○)結合總體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建立多層次迴歸模型,解釋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Gelman發現州與州之間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而高收入的選民也越來越各擁其主,意識形態的差異越來越明顯。Gelman的研究凸顯了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貧窮的州。而本書作者說明了經濟議題可以被操弄,驅使經濟弱勢的白人為了種族議題,轉向其實訴求減稅的共和黨。經濟不平等是否會影響民眾的世界觀,值得觀察。

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那麼,這部書對於了解台灣政治有什麼幫助?台灣的兩大黨多年以來培養了一群堅強的支持者,在統一或獨立的議題上有相當程度的對立,衍伸出來的是對兩岸關係、能源問題、產業政策、對政黨領導人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並且形成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政治認同。有許多民眾不滿這兩大黨,並且厭倦認同的對立。兩大黨會不會為了選舉而走向極端?又如何防止?從實證資料來看,或許多數選民的心目中並不是非黑即白,還是可以接受新的事物,但是有多少政治人物努力打破藩籬,不受到特定團體的綁架,試圖接觸不同世界觀的選民?這其中的關鍵,一方面是多數尚未決定統獨立場、自認不支持任何政黨的選民。如果這些選民真正問責政黨,選擇表現良好的政黨,這樣會讓政黨努力提升問政或執政品質。另一方面是已經長期認同某一政黨的選民。這些政黨支持者必須在初選中挑選最好的候選人,淘汰只會討好同溫層或者訴求極端的候選人。

最後,本書的作者提出世界觀作為政治認同的解釋,或許讀者可以思考台灣人的世界觀或價值觀是什麼?統獨議題與國族認同在不同的世代是不是有不同的面貌?未來台灣人又會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是固定或流動?又與全球的社會、科技、環境變遷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對於具有特殊地緣政治位置的台灣而言特別重要。

*作者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選自《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作者:馬克.海瑟林頓Marc Hetherington∕強納森.偉勒Jonathan Weiler。有方文化出版)導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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