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位小老百姓來說，平時可以毫無忌憚地要罵官員就罵官員，要批評政府就批評政府，要發表什麼言論就盡情地發表，要看什麼新聞媒體就能看到，人身不被警察隨意攔檢，住家不被檢調隨意搜索，每隔幾年可以用手中的一張小小的選票把不爽的官員給拉下來…，這樣的生活情境，還蠻愜意的。
這樣的生活就是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的體現，在政治上表現為多黨制議會民主、一人一票、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的所謂「民主政治」。這種民主政治如今已被全世界公認為具有普世性的「普世價值」，台灣則被小英政府進一步申述為「台灣價值」。
不過當人們在享受這種民主政治的同時，很少人警覺到他們也正默默地為這種政治體制付出代價。因為這是一個高政治成本的政治體制。實行的結果，普遍出現兩種難以克服的社會病徵。
首先是金權政治的形成。
多黨制競爭，一人一票普選制度，看似公平，但由於候選人一人面對無數選民，必須花費巨資來營造個人的知名度及形象，以獲取選民認同，攫取選票。這種遊戲規則就注定只有有錢人才玩得起，也註定只有有錢人或其代理人才能
當選成為國家公職人員，而這些有錢人一但被選上，佔據政府高位及國會殿堂，則國家完全被有錢人掌控，財閥治國的金權政治於焉形成。
這種金權政治的特色是，財閥只圖短視私利，不顧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因而這種民主政治實行下來，就出現資本利得越來越大，勞動所得相對減少，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階級向下流動，市民普遍生活在不安焦慮中。
台灣二十多年來的社會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自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台灣正式踏入民主化後，至今二十多年來，歷經幾次的藍綠政黨的民主輪替後，台灣出現以下一些現象：
一、政府對企業的扣稅，逐年減少，從1992年占國內經濟活動所得(GDP)的9.81%下降到 2016年的5.40%。同時企業的盈餘，逐年增加，從占國內經濟活動所得(GDP)的29.28%上升到35.08%。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政府一再對企業減稅，讓利給資本家，如《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以及企業所得稅降低。
二、這段期間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為4.61%，但實質薪資增長率僅增加0.92%，遠遠落後於經濟成長率。台灣受僱者從國內經濟活動所得(GDP)分到的報酬，從1992年的51.04%降到2015年的43.97%。
三、2005年最高5%所得組所得為最低5%所得組所得的55.1倍，2018年為106.52倍。這現象很大的原因來自於政府對資本家個人所得的減免，如調降遺產稅，不課徵證券所得稅，股東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得以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等。
二十多年前我們歡呼地揮別兩蔣個人獨裁的威權治國，但卻迎來資本財團治國的金權時代。財團財富日益積累，而庶民生活每況愈下。
民主政治的另一大病徵是國家債務的日益擴大，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中，因為： （相關報導： 黃澎孝觀點：果凍變老虎！誰在剉咧等「郭柯合」？ ｜ 更多文章 ）
為了獲取選票，政治人物必須不斷對人民開出支票，承諾更多的福利支出，財閥會利用立法的特權，制定偏惠財團的法案，攫取國家財政。如此一來，這種日漸加重的財政負擔如在經濟成長期，國家有足夠的稅收，還可以應付。但如國家經濟陷入低迷，稅收不足時，國家就得靠發債借錢來支付。這就是實行這種民主政治所必須付出的政治成本。越是自由主義的，越是多黨民主的政治體制，就越會導致政府債務的增加，這已成為當前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難以克服的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