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的工作是這個缺乏勞動力的國家不可或缺的那種，每天早上，她開著她那台一九八六年出廠的破爛福斯汽車，從公共住宅的公寓去俄亥俄州阿克倫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托兒所，在那裡全天候照看小孩，好讓他們的父母能去工作。
她每兩周會收到一張大約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而這樣的薪資無法讓她將自己的兩個小孩都送去她工作的托兒所；沒有銀行帳戶，因為她沒辦法把錢存在裡面太久。雖然盡量謹慎購物，但她總是被帳單追著跑，還得加上付不完的滯納金。她的低收入讓她有資格可以領取食物券和租金補貼，但每當她的薪水稍微多了一點，政府機構就會減少她可領取的福利，這讓她覺得自己因為工作而受到懲罰。她受困在福利改革的迴圈中，必須依據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
一開始，新法令適逢經濟繁榮，讓領取社會救助金的案件數目直線下降，各州能夠靈活調度，自行管理施行的時間限制與工作要求，有些結合了政府、業界與慈善單位的創新聯盟，能夠引導大家有效地工作培訓與就業。不過，大部分缺人的工作都有三項令人不快的特點：低工資、沒福利、沒前景。克里斯蒂認為自己的情況就是如此。她的皮夾裡唯一一張像信用卡的東西，是一張藍綠色的塑膠卡片，這張卡片裡面包含了她每個月最早的一筆收入，讓她能有第一筆消費，只能用來買食物，不能買熟食或者是寵物飼料。這是她給我看的資產負債表紀錄上的第一行，記錄期間是某個尋常的十月。
但是隨著克里斯蒂的薪資微幅上升，就連這張卡片裡一開始的金額也被蠶食掉了。根據收入來發放福利補助是有道理的：你需要的越少，你得到的就越少。這是從經濟層面來看。可是在心理層面，卻讓受益人有如面臨地獄。每三個月，克里斯蒂就得請半天假（損失半天的工資），帶著一個信封去找社工，裡面裝滿薪資單、水電帳單、房租收據，負責她案子的社工脾氣不好，一把奪過信封，用國家規定的公式算出她的食物券配額，以及她的小孩是否符合健康保險申請資格。克里斯蒂完成培訓課程後，每小時的工資多了十分錢，而她的食物券配額則每個月少了十美元。這讓她每個月只多了六美元可用，不能說都沒有增加，但感覺上就是那樣。
許多原來接受社會福利補助的人，去工作時只覺得終於擺脫了官僚機構，不必再領食物券、醫療津貼和住宅補助；但是有些人搞錯了，以為自己不依靠社會福利，就沒有資格領取救濟；有些人則寧願放棄自己的權利，也不願意冒著麻煩與羞辱去抗爭。不過默默投降可不符合克里斯蒂的個性，她既聰明又執著，這正是想在體制下談判所需具備的特質。她從不退縮，敢向上級提出投訴。如果你一腳剛踏入職場，另一腳卻深陷在繁文縟節之中，要經營與老闆之間的關係、找到可靠的托兒所，還要應付一團亂、沒繳清的帳單，很容易會失去平衡。這些對一個沒多少經驗的單親媽媽來說夠嚇人了，此外還要再加上官僚體系的監視。政府不像供給者，反而比較像是檢察官，況且你還要想像跟克里斯蒂一樣患有高血壓。
她引用體制的規定，拿到自己應得的份，但是她也會詐欺—或者說她以為自己在詐欺。她的男友凱文偷偷跟她住在一起。凱文是她兒子的父親，她很確定如果房屋管理委員會得知此事，她就會被趕出去，原因是凱文是個判刑確認的重刑犯（人身攻擊，刑期兩年），而且他有謀生的能力。雖然凱文賺不了多少，卻會讓她喪失領取福利的資格。政府援助與全然赤貧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小小的謊言在尋找生存空間時意義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