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逐漸擴張，主要是歸因於所謂的「分紅文化」，還有頂層階級收入大增的現象。這也顯示社會上仍缺乏有效的民主制約來限縮位高權重者自我圖利，例如稅制改革、工會力量，以及社會主義運動遺留至今的影響力。為了扭轉此現況，我們必須在經濟系統中建立全新、有效的約束手法，並永不間斷地推行；此外，我們也得在經濟上落實民主，讓民主調整市場效果，並與之相輔相成；我們必須在分配所得、以及規範勞工條件與工作環境時，意識到現代經濟運作其實是互相依賴、合作的活動。
目前在約莫半數的歐盟國中，公司的董事會或薪資報酬委員會，都會讓企業工會參與公司法規的設立。英國跟美國一樣，政府都尚未立法規定公司必須成立企業工會。二○一三年的一份英國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們贊成讓企業工會加入公司董事會；在美國的雇員調查中，多數人也表示希望能有權參與公司決策。二○一六年，當保守黨的梅伊成為英國首相時，曾表示希望能在這方面採取初步行動，但過不了多久，她就放棄這個理念。在德國，採煤和鋼鐵製造業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設立「共同決定權」（Right of Co-determination），到一九七六年，此法規更擴及至員工人數超過兩千人的企業。在員工人數介於五百人至兩千人的公開上市公司（非家族企業）中，三分之一的董事會成員必須是員工代表。雖然各國的法規強度各有不同，有時候效力甚至弱到無法帶來改變，但研究顯示，在董事會裡有員工代表的公司中，員工的薪資差異有較小的傾向。另外，在法律規範健全的國家，一九八○年後貧富差距擴張的幅度也較不顯著；在無相關法規的國家中情況則相反。另外還有一份大規模的研究探討了德國企業員工代表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發現員工代表能提升公司的效能與市值：員工代表能讓董事會獲得更多資訊，對營運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藉此改善決策過程、提升公司市值。
「貿易、交通、電腦、製藥與其他製造業」，這些都是需要高度合作、活動整合與資訊分享的產業，對這些產業來說，員工代表能發揮最大效益。不過，若是將這個職責委託給外來的工會幹部、而不是讓內部員工來擔任，就無法有效促進資訊流通。除了提供董事會資訊外，員工代表的另一個好處，是讓各階層員工在討論策略與利潤時，更加流暢有效率。
除了建構完善的體制，讓員工代表參與公司董事會外，我們也要在經濟體中成立更多民主機構，例如「員工合作企業」（employee co-operatives）或「員工所有企業」（employee-owned companies）。跟其他類型的機構相比，員工合作企業的薪資差異通常是最小的。在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地區，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合作企業於六十年前成立，目前員工數近八萬人；該企業的薪資差距比例平均為五比一，最多也不超過六比一，而資深員工常被其他西班牙企業以高薪挖角。
員工合作企業與員工所有企業除了能縮減所得差距，還可促進外部股東和員工的財富重分配，同時降低非勞動收入。這些類型的公司讓財富分配的範圍更廣，也讓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中提到的核心問題獲得解決辦法。皮凱提在書中提到，由於財富大多都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因此累積財富速度最快的資本收益，會讓貧富差距逐漸擴張；這麼看來，如果想讓所有權與財富收益分配更廣泛，經濟民主或許是最理想的方式。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