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總統很關照少數族群。你也知道，我們有錢人在社會上真的是少數。」
近來令人跌破眼鏡的政治現況，讓許多人對進步與改革不抱期望。懸殊的貧富差距，讓政治世界兩極化，彷彿回到了一九二○年代。美國經濟學者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指出，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美國國會，共和黨與民主黨支持者重疊的比例很高，但隨著貧富差距拉大，中間支持者也逐漸往兩邊跑。這種政治兩極化的現象也出現在歐洲。中間偏左的執政黨派，放棄了那些深受貧富差距所苦的人們，這些受害者也因此對執政黨大失所望；另外，在較不平等的社會中，反社會價值觀也越來越盛行，這些因素都讓極右派和極左派再次崛起。在美國，川普（Donald Trump）靠著弱勢選民當選美國總統，搞不好連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勝算都比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還大。
二○○八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出現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世界各大領袖終於開始意識到貧富差距的成因──雖然他們尚未付諸行動，但至少已在言談中有所表示。美國總統歐巴馬將貧富差距稱為「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關鍵挑戰」，天主教教宗也將其描述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前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都發出類似強烈聲明。雖然許多人低估了規模，但為數不少的國家其民調顯示了多數人口（有時高達八成）認為貧富差距過於懸殊。在一份美國的研究計畫中，研究團隊讓人們瀏覽瑞典與美國的財富分配圖（並未在圖上標註國名），約有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較偏好瑞典的財富分配方式。有趣的是，此比例在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之間並無差異，就算在富人與窮人、男性與女性之間也一樣。
雖然公眾聲量不容忽視，但可解救現況的行動仍寥寥無幾。藉由「最低工資運動」（Living Wage），許多英國的大型公共機構與民間單位都提升了雇員的最低工資。在英國，有將近二十五個由工黨（Labour Party）主導的地方政府，都成立公平委員會（Fairness Commissions）來提供縮減貧富差距的政策建議。在國際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已與避稅天堂達成協定，要求這些地區的稅務機關與銀行提供帳戶資訊，藉此清查逃稅行為。遺憾的是，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貧富差距仍未有縮減的跡象。
證據清楚指出，政治壓力能有效縮減貧富差距。但如圖9.1所示，一九八○年後政治力量逐漸弱化，貧富差距又再度擴張。當勞工運動逐漸式微，社會民主黨派往右移動後，一九二○年代後的社會改革與進步又開始走回頭路。新聞媒體指出，英國目前聘有管家或傭人的家庭總數，已超越十九世紀時期的數量。慈善廚房與食物銀行重新開張，而領有巨額所得的上流階級同時也在建立專屬他們的財富王國，讓後代子孫繼承巨額財產，享有舒適安逸的人生。
這些退步的社會現象，顯示上一代人們未能提出有效的改革策略，無法將進步的種子深耕於社會中。若要縮減貧富差距，必須透過稅制改革與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但在搖擺不定的政局中，只要領導人一聲令下，這些策略就有可能被註銷。經濟民主是改革的穩健基石，唯有透過類似的結構性變革，社會才能穩健地往平等的端點移動。
經濟民主是最理想方式
過去十年來， 貧富差距之所以不斷擴大，主因是富人累積財富的速度比其他人快。在圖9.4中，我們能看出從一九六○年代中期至二○一五年，全美前三百五十大企業的所得差距不斷拉大。在一九七○年代，執行長的薪水是同公司「生產勞工」平均工資的二十倍至三十倍；但來到二十一世紀初，比例卻翻了十倍，領導人薪資是旗下員工的兩百倍至四百倍。相較之下，過去一整個世代以來，最貧窮的人口中有半數人的薪資未曾上漲。
我們已在前面篇幅中讀到，社會大眾逐漸認為每個人的價值與能力有極大落差，上層階級的傲慢與優越感也越來越明顯，這也顯示貧富差距確實不斷擴張。
懸殊的所得差異幾乎都是出現在私部門中。而在地方政府、健保單位、大學、警察單位或軍事機構等公部門中，所得差異明顯較小，差別基本上不會超過二十倍，有時甚至低於十倍。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公私部門的所得差異之所以會越拉越大，主要是因為一九八○年代後，部分公用事業與互助公司民營化，讓這些單位的執行長薪資大幅增加。現在人們普遍都已認清私有企業的執行長薪水跟公司表現幾乎沒有關係，就連統計數據也無法證實這兩者呈正相關。有份研究調查了美國規模最大的四百二十九間公司，發現只要執行長的酬勞比薪資中位數還高，股東的收益就會比較低。
此外，證據也顯示在一小群雇員之間，如果大家的薪水相同，團隊生產力就會比較高。有份研究找來三百七十八名印度製造業勞工，比較有薪資差異無薪資差的單位在工作績效上的差距。研究發現跟無薪資差異的組別比起來，具有薪資落差的小組生產力明顯較低，組員也比較容易曠工。全面了解貧富差距造成的影響後，我們就能推斷在具有薪資差異的組別中，成員的合作關係、信賴與連結會受影響。
透過稅收與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重分配，其實很容易因政策更動而失效。而且人們都認為自己的薪水是辛苦賺來的，應該有權力全部留下來，認為所謂的徵稅就是合法的竊盜行為。在這種思維下，要推動所得重分配就更難了。其實上述觀念並不正確，唯有在不靠外人協助、能獨自生產必需品的情況下，收入才會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就像自給自足的農民那樣。在現代社會中，各種生產過程都得仰賴許多人的貢獻與協力，每個人的所得，反映出他們的能力能取得多少共同產物的數量。而且，酬勞多寡也無法正確判斷每份工作的難易度，如果大家都生存在貧瘠的社會中，缺乏交通、通訊、電力與水源等基礎建設，大概沒幾個執行長的能力反應出的薪水，會比能力十足、教育程度高的員工還富有吧。此外，經濟學家也一再證實，只有在員工的工作價值大過於薪資時，老闆才會聘請這位員工。
貧富差距逐漸擴張，主要是歸因於所謂的「分紅文化」，還有頂層階級收入大增的現象。這也顯示社會上仍缺乏有效的民主制約來限縮位高權重者自我圖利，例如稅制改革、工會力量，以及社會主義運動遺留至今的影響力。為了扭轉此現況，我們必須在經濟系統中建立全新、有效的約束手法，並永不間斷地推行；此外，我們也得在經濟上落實民主，讓民主調整市場效果，並與之相輔相成；我們必須在分配所得、以及規範勞工條件與工作環境時，意識到現代經濟運作其實是互相依賴、合作的活動。
目前在約莫半數的歐盟國中，公司的董事會或薪資報酬委員會，都會讓企業工會參與公司法規的設立。英國跟美國一樣，政府都尚未立法規定公司必須成立企業工會。二○一三年的一份英國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們贊成讓企業工會加入公司董事會；在美國的雇員調查中，多數人也表示希望能有權參與公司決策。二○一六年，當保守黨的梅伊成為英國首相時，曾表示希望能在這方面採取初步行動，但過不了多久，她就放棄這個理念。在德國，採煤和鋼鐵製造業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設立「共同決定權」（Right of Co-determination），到一九七六年，此法規更擴及至員工人數超過兩千人的企業。在員工人數介於五百人至兩千人的公開上市公司（非家族企業）中，三分之一的董事會成員必須是員工代表。雖然各國的法規強度各有不同，有時候效力甚至弱到無法帶來改變，但研究顯示，在董事會裡有員工代表的公司中，員工的薪資差異有較小的傾向。另外，在法律規範健全的國家，一九八○年後貧富差距擴張的幅度也較不顯著；在無相關法規的國家中情況則相反。另外還有一份大規模的研究探討了德國企業員工代表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發現員工代表能提升公司的效能與市值：員工代表能讓董事會獲得更多資訊，對營運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藉此改善決策過程、提升公司市值。
「貿易、交通、電腦、製藥與其他製造業」，這些都是需要高度合作、活動整合與資訊分享的產業，對這些產業來說，員工代表能發揮最大效益。不過，若是將這個職責委託給外來的工會幹部、而不是讓內部員工來擔任，就無法有效促進資訊流通。除了提供董事會資訊外，員工代表的另一個好處，是讓各階層員工在討論策略與利潤時，更加流暢有效率。
除了建構完善的體制，讓員工代表參與公司董事會外，我們也要在經濟體中成立更多民主機構，例如「員工合作企業」（employee co-operatives）或「員工所有企業」（employee-owned companies）。跟其他類型的機構相比，員工合作企業的薪資差異通常是最小的。在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地區，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合作企業於六十年前成立，目前員工數近八萬人；該企業的薪資差距比例平均為五比一，最多也不超過六比一，而資深員工常被其他西班牙企業以高薪挖角。
員工合作企業與員工所有企業除了能縮減所得差距，還可促進外部股東和員工的財富重分配，同時降低非勞動收入。這些類型的公司讓財富分配的範圍更廣，也讓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中提到的核心問題獲得解決辦法。皮凱提在書中提到，由於財富大多都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因此累積財富速度最快的資本收益，會讓貧富差距逐漸擴張；這麼看來，如果想讓所有權與財富收益分配更廣泛，經濟民主或許是最理想的方式。
*作者為理查．威金森（ Richard Wilkinson）與凱特．皮凱特 （Kate Pickett）。前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二○○九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The Equality Trust）；後者則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