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外交空間受到中國極力打壓，挑戰愈來愈嚴峻，加上中國崛起，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內部都有中國籍職員，熟稔國際組織的規章與運作，更增加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困難。有鑑於此，除了訴諸價值理念等做法外，我國還必須從法律角度找到著力點，從法理層面加強論述、全力爭辯並維護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外交部因此增開「國際法組」，招考更多國際法人才，而接受《風傳媒》訪問的國際關係學者建議，外交部應該「用人唯才」，積極延攬外部人才，不應該被體制、年齡等因素綁著。
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經參與過我國對外談判的學者宋承恩稱，國際法領域也應要有一個國家級團隊，帶領國家方向，肯定蔡英文政府聘任職業律師出身的羅秉成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樣專業的人主導國家的法律事務，比較讓人安心」，並提到英國、美國，甚至連中國的外交部都有專業的國際法顧問，「英國還會彙編法律顧問的建議，非常嚴謹」，而我國外交部的法律顧問以國內法為主，著重於締結條約、協定後，進行國內法化的程序。
不過引渡、庇護、條約締結等都與國際法有關，但我國外交部目前採取個案外包，外包又是以研究案的形式，「但對於國家的法律問題，例如南海仲裁案，這是更專業的國際法問題，需要專業人才處理」，宋承恩強調，國際法事務不能常制式區分，並以我國參與漁業相關協議談判，「外交部只管國家地位，不管談判情況，但出去是一個團隊，不能切割」，此舉使得我國參與談判時，「有責任的人沒權力，有權力的沒責任」。
曾在外交部、國內外智庫任職的我國年輕學者張陳（化名）表示，外交不全然只是爭取國際關係，「外銷、內銷都很重要，台灣應要說服內部，以提振士氣」。張陳也直言，由於外交處境特殊，我國外交人員參與國際會議的實務經驗有限，而有經驗者思維已過時，「人員應增加專業性流動，特別是跨部會的橫向流動」，因為我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源重疊、缺乏協調，而透過借調外部人才，可以增加對不同領域的接觸面。
宋承恩則提到，我國參與國際會議發言時，都是照著擬好的稿子唸，內容可能是會議15分鐘前在談的問題，整個沒辦法跟上進度應變。宋承恩稱，由於外交人員需要輪調，但無論是在國際組織內建立人脈，或深化對議題的熟悉度，都至少要2、3年時間，長久下來國際法學者對議題的認識比外交人員還要深，過去甚至有提議要將外交部的條約法律司併入國際組織司，顯示我國對國際法人才的不重視。 （相關報導： 要能用當地模式與人溝通！外交人員應該「接地氣」 數位外交助建立人脈網 ｜ 更多文章 ）
「現在國際條約大都是用英文撰寫，因此不只要熟悉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也很重要。」宋承恩也點出另一個我國國際法人才訓練很重要的方向：法律專業英文的訓練，無論是簽訂條約，或在國際法院進行訴訟，一字一句的選擇與使用都要非常謹慎。此外，體制外人才聘用還會面臨續聘限制，例如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法律顧問只能續聘1次，「國際法律事務是整個國家共同面對的事情，不是針對特定國家的關係，人員的任用上應該有不同的職能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