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越南的醫療合作已超過20年，但越南人看病都愛南韓、新加坡合作的醫院，不會選擇台灣」，郭家佑直言，作為台灣真正競爭對手的南韓，從流行文化下手，加上南韓企業進駐大打集體戰，讓越南人哈韓，儘管我國推出的援助合作計畫也很好，但部分不符當地大眾需求，且少有長期合作方案，這些都對深化與當地的關係造成影響。
台北醫學大學全球衛生暨發展碩士生李晨忻表示，我國因地理、氣候因素與越南相似，像是登革熱和B型肝炎這類傳染病的防疫上，日本與南韓完全做不來，而現在越南的傳染疾病，不少台灣早在20年前就徹底滅絕，「台灣的實踐力很強，但需要長遠計畫，還要在民間推廣」。李晨忻與郭家佑指出，依據美國醫療外交戰略分級來看，我國目前僅做到中期合作。
曾派駐伊拉克的美國軍醫大學（USU）兼職助理教授馬洛吉（Aizen J. Marrogi），與伊拉克前國防部長杜萊米（Saadoun al-Dulaimi）2014年在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s Quarterly）刊登專章，把醫療外交戰略目標分為五級，而我國醫療外交合作只在第3級，即援助防治傳染病，對當地社區有長期成效，但未能達到全國性影響。
而要推廣台灣醫療形象，透過社群平台會有很大成效，「越南是唯一可用臉書（Facebook）的共產國家，而越南逾9500萬人口中，有1/3可使用網路，使用臉書者近5000萬人，台灣有很大的切入機會」，郭家佑說，越南社群平台很缺內容，台灣則有很強大的數位內容生產能力，我國應主動出擊，透過數位宣傳和公眾外交，大規模接觸當地民眾，而文化調查是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