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香港爆發一九九七回歸中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街頭示威活動，抗議港府即將通過《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逃犯條例），香港特區政府却以「能有那麼多人上街，就是香港還很自由的證據」為由，宣示該條例將如期在六月十二日完成二讀。
毫無疑問，事涉引渡罪犯至台澳中的逃犯條例，並非如港府聲稱的純司法問題，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一旦該條例完成修立法，港人所憂慮可能讓中國政府有權直接要求引渡在香港境內、或過境香港的任何「嫌犯」，香港回歸以來依照所謂「一國兩制」所堅持的司法獨立必然崩解，絕非無稽。
逃犯條例起因於港人在台灣犯下的一起兇殺案，港府以港台並無司法互助協議，無法源依據回應台灣當局要求引渡兇嫌的要求，香港法院只能以洗錢竊盜罪判處該嫌入獄二十九個月，最快今年十月就可能申請假釋出獄，而類似情況也可能發生在中國和澳門，為了避免香港成為罪犯的天堂，所以擴大修法。
若就司法論司法，兇殺案發生在台灣，台灣有權要求引渡，香港要考慮的是與台灣並無司法互助，但這不是理由，因為加害者與被害者都是香港人，香港當然有權就兩地司法人權要件（兩岸四地港澳已經廢除死刑，台灣和中國大陸死刑依舊存在），裁判是否引渡到台灣，就像英國拒絕引渡酒駕過失致人於死的林克穎（一審理由是我囚禁空間太小不符人道；二審則是擔心台灣加罰他偷渡罪），不論何種考量，都不存在嫌犯「送中」的問題。事實上，九七年以來，陸港就已經有相互通報並緝捕抓人的實例，中國曾經以驅逐出境方式，向港警移交一百七十名嫌疑，香港移交大陸者案例較少，但二００八年也曾驅逐民運領袖周勇軍到深圳的例子。
雖然香港對謀殺案沒有域外司法管轄權，但根據《刑事罪行條例》，香港居民在境外性侵未成年者一樣可以起訴判刑，如二００七年一鋼琴教師在廣州非禮未成年學生被判監四年，二０一一年一孤兒院創辦人在雲南非禮未成年院友被判藍八年；港府要考量的是對香港居民境外殺人罪嫌的判刑，而非移送中國。
港府聲稱該條例是就刑事犯罪，無涉政治案件或言論自由案件，那麼該檢討的是為什麼港人無法信賴這個說辭？理由太明確了，銅鑼灣書店連續五人「失蹤」事件，就是最典型讓港人不安的案例，他們或在中國「被失蹤」，甚至在香港、泰國等境外被「擄」到中國，他們犯了什麼罪？不過是賣幾本中國不容的書，這在港台都是出版（言論）自由，都不是「罪」！
除了銅鑼灣書店案，就在今年四月，「占中九子」全部獲判「有罪」，「公民不服從」而有罪，這在民主社會是難以想像的事，他們抗議的不過是香港行政長官是篩選的選舉，不是民主，質言之，崩解「一國兩制」有理，堅持「兩制」之民主差異反而入罪，當香港立法會不容異議，無從討論，港人能不上街頭嗎？
已經八十三歲還走上街頭的媒體前輩李怡說得沉痛：「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我們走出來，只因為我們是人，有尊嚴的人。豬被殺還會叫幾聲，人豈能不如豬，默默地任憑惡法宰割？…我們走出來，不是因為相信抗命可以使強權改變，只是要向強權表示我們的堅持：你們可以把全世界不理解的惡法強加在我們頭上，但不可以毀滅我們自由的意志。」
港府或北京當局若不正視追求自由意志的基本人性，只會加速證明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而北京的任何保證都不可信！台灣當然必須聲援香港，台灣當然無法接受「一國兩制」或者所謂的「兩制台灣方案」，不但要聲援香港，基於人權和司法主權，台灣還要不斷要求引渡詐騙集團回台受審─即使他們是貨真價實的詐騙犯。
別忘了，還有李明哲，他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沒頭沒腦在中國被捕關押了兩年三個月，迄今回不了台灣，他所作所為不過就是在微信說了中國不愛聽的話，這是言論自由不是「罪」！兩岸三地對「罪刑」的認知與法定要件落差猶有天壤之別，照逃犯條例，能不擔心未來還會有多少「李明哲們」，不必進入中國直接在香港就「被送中」，這還得了？！
兩岸交流，是為了一燈之明燭照中國，讓中國人有朝一日能享有如台灣般自由民主的生活，絕對不是讓台灣陷入一黨專政的桎梏，港人的絕望和不安，台灣人看到了，台灣絕不退讓，也不能退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