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 當年中共定性為「動亂」，但之後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一語帶過。「八九六四」至今在中國仍是個無法公開討論的禁忌。
投入部隊堪比抗美援朝規模
到底八九六四那一夜，天安門廣場及周圍發生了什麼事？目前多只能靠當時的目擊者證詞、研究者蒐羅各種證據史料來還原歷史，進而釐清當年傷亡情況、運動領導人、中共當局的決策與責任。
吳仁華就是三十年來致力於重建六四史實的重要人物。他說：「北京戒嚴部隊投入逾二十萬人，來自北京、瀋陽、濟南及南京軍區，還有中央直屬空降軍，調動和投入規模遠超此前的中印、中越戰爭，堪比一九五○年代抗美援朝軍隊規模。」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吳仁華，是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當天的見證人。當時他已取得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碩士，六四後他耗時十餘年，爬梳中國官方及各類書籍寫下《六四事件全程實錄》（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等研究六四史實的三鉅著。他利用考據學等專業知識，設定不下四十組關鍵字，在網路搜索六四戒嚴部隊官兵在論壇的聊天紀錄，點滴拼湊史實。
師領導消極對抗，官兵都心知肚明
吳仁華指出，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家中齊聚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還有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鄧小平提出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十八日楊尚昆從各軍區調動軍隊進京，二十日凌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在北京實行戒嚴令。
吳仁華指出，調動眾多部隊，這主要是鄧小平為了讓各軍隊彼此制衡，防止兵變。當時戒嚴部隊其實也有抵制情緒，例如這次出席在台北舉辦的六四三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的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所屬的三十九集團軍一一六師已接到前進廣場的指令，但部隊刻意行進緩慢。
「感覺我們師領導消極對抗，非常希望有群眾圍堵。後來沒有群眾圍堵，車隊主動停下來，開始在北京周圍徘徊。」李曉明表示，當時官兵都心知肚明，但沉默以對。
吳仁華推斷，實施戒嚴令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拒絕執行戒嚴遭撤職，其餘三十八軍領導可能為了與徐勤先做出區隔，才會在六四屠殺扮演吃重角色。
一開始還有些部隊在進京過程遭學生和群眾圍堵，但六月三日晚上九點至四日凌晨，戒嚴部隊強硬挺進天安門廣場，並實施清場。吳仁華指當時中共高層決議：戒嚴部隊開進如遇阻攔，部隊可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解放軍坦克真的有碾壓人民」
吳仁華強調，當時有多個部隊的確接收到可開槍的命令，他認為這一定是經中共高層集體討論，並得到鄧小平許可。李曉明也認為，一旦允許開槍，部分急躁不安、年輕及知識水準較低的軍人就可能不鳴槍警告而直接對民眾開槍。
主要死傷在天安門廣場周遭，吳仁華經過對各戒嚴部隊途經地點和北京各家醫院的資料搜索，確定從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清晨，北京發生軍民衝突地點有一百多處，接受死難者遺體和傷員的醫院有八十多家。
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主要發生在三個區域，主要是第三十八軍掃射木樨地至西單路口，延伸至西長安街一帶，還有在南池子街南口的民眾；空降兵第十五軍在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開槍。
至於天安門廣場是否有死難者？中共當時強調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沒有開槍，而當時參與抗爭的台灣歌手侯德健也稱未見到屠殺，但吳仁華認為天安門廣場面積約五十萬平方公尺，清場從凌晨一點半左右持續到約六點，加上光線不足，任何個人所見不能反映整體天安門廣場清場狀況。
吳仁華也強調，包括他自己與許多親歷者都聽到在天安門清場過程中不斷有槍聲，也的確有具名學生在毛主席紀念堂、廣場北端的國旗桿附近、廣場東南部中槍死亡。只是軍隊最後驅離堅守紀念碑基座的數千名學生時，沒有掃射或碾壓。
李曉明指出，一一六師部隊在六月五日九點抵達天安門廣場，他及同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垃圾堆發現一條黑色緊身褲腿腳有一彈孔，一件花棉衣內部一側有血跡。
然而，六四戒嚴部隊的屠殺行動並沒有因廣場學生撤離就止歇。參與八九民運、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此次也來台出席相關六四紀念活動。
方政說六月四日清晨他被驅離廣場後，走在廣場北側西長安街六部口附近，為了救援夥伴，他被坦克部隊從後方高速輾過。「當世人欽佩六月五日擋在戰車前的『坦克人』王維林的勇氣時，也希望大家記得解放軍坦克真的有碾壓人民。」方政說道。
最為可信的死亡數字：二六○○
六四鎮壓死亡人數有多少？吳仁華分析軍民衝突地點及醫院救濟狀況指出，北京紅十字會當時統計約二六○○人死亡（傷三萬人）最為可信，英美外電解密顯示一萬人被殺則太多。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封從德考據各方文獻，認為死難人數三千人以上。
由於中共當局在六四後強調，戒嚴部隊是因暴徒殺害戒嚴部隊官兵，才採取武力反制。吳仁華卻反駁說，這是倒因為果，他經過縝密地資料搜集和研究，確認戒嚴部隊軍警共死亡十五人，死亡時間皆在六月四日凌晨一點鐘以後，而戒嚴部隊在三日晚上十點鐘開始開槍殺人，所以民眾是因戒嚴部隊開槍才以暴制暴。
狂飆的80年代觸發八九民運
1978年底11屆三中全會開始了改革之路，之後整個80年代社會、經濟與政治開始出現自由開放的氣息。「那時候中國存在自由的灰色地帶，包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後，做了大量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平反工作；當時還有很多刊物討論尺度大、學潮不斷等，是八九民運掀起大規模浪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國漢學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指出。
而隨著經濟管制的鬆動，物價開始波動，官僚尋租、倒賣國家財產（官倒）愈盛，民眾不滿情緒升高。六四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說：「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專權，既得利益者就會掠奪財富，必然導向腐敗。」
民怨終於爆發了。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後，學生帶頭，平民不久後加入抗議，不斷升高抗爭壓力，到6月3日前，動輒有數十萬至上百萬人上街及盤據廣場。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被中共列入通緝名單的周鋒鎖回憶，一開始學生以新聞、言論自由為號召，很快有民眾建議應加入抗議經濟問題與腐敗，媒體積極報導更引起民眾大規模響應。
「極權社會壓制民主自由及民生問題，如板塊擠壓累積壓力，終於因鎮壓學潮不力下台引起同情的胡耀邦逝世後突然釋放，引發大地震。」當時學生領袖封從德指出，4月26日《人民日報》以「反對動亂」定性群眾運動的「四二六社論」是一大轉折點，「包括學生及人民覺得我的尊嚴受損了，我更要站出來。」
另一位學生領袖王丹稱中共「放權讓利」但並沒有真正推動改革，而學生與人民的訴求，就像中國異議作家胡平說的，將可能導致中共領導階層倒台，所以不得不鎮壓平息。（張家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