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還有一個問題，答案當然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但你認為，有沒有政治方面的人，希望現在開始面對和處理天安門事件？
周勍：這個可能性非常小。好多人、特別西方的學者、中國問題專家總把中共高層分成所謂改革派、保守派，我覺得這都是很荒唐的。中國的改革、或是處理六四的事件，沒有動力。比如說作為一個官員，他能貪污就貪污，有很大的物質享受，要美女有美女，要什麼都有，他為什麼要動？比如說我從這裡到波恩去，去看您，或者去看另外一個朋友，這是我的動力。如果我對波恩很陌生，那我要去沒有動力。就跟中國處理六四問題或者政治改革，在中共高層沒有動力。
有可能是什麼，就是黨內他們自己因為利益糾葛、鬥爭沒辦法解的時候，有一方會拿六四這件事來作為一張牌把對方擊垮，是有這種可能。
德國之聲：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周勍：對。但是我要重申一點，就是，香港或者包括海外一些民運人士都說，一到六四就喊"平反六四"。我是非常反對這句話。六四沒有存在平反的這個可能。從我這兒，我就過不去。六四是一個和過去共產黨的文革、反右所有的運動不一樣。六四是一種民間和權力的對峙。這個沒有中間地帶。要麼你就下台，要麼我寧願再忍受這個苦難。這不存在平反。平反──我是你的臣民、我是你的下屬，要求你給我平反、我再跟你合作，──沒有這個可能。用中國一句老話講就是，喊這樣的話的人都是那種"崽賣爺田不心疼"，就是兒子賣爹的財產一點不知道心疼一樣。
德國之聲：這30年，在民主運動的那些目標和目的方面，中國經過了什麼變化？
周勍：中國這30年來、六四以後，還不斷是有一波一波的這種不同地區的小規模的抗議運動、不同階層的反抗運動。比如說最近的兩年前的維權律師這些成為一個團體，他們的抗爭。
六四這30年最大的工作，就是不斷、從六四開始一波一波的抗議運動，讓中國普通老百姓從頭到尾看穿了這個政權的真面目。如果現在再有一次像六四那樣的運動，共產黨一點招架之力都沒有。因為六四的時候，1989年，30年前的時候，老百姓好多人、真的絕對大多數人是給共產黨幫忙，希望它改正，然後一塊兒往前走。現在這種可能性沒有了。這就是這30年來給中國社會積累的一個力量。
德國之聲：今年六四快到了。你覺得紀念這個日子會有什麼抗議嗎？6月3號─4號晚上會不會有什麼抗議？
周勍：從我個人來講，我對這種抗議運動都不抱太大的熱情。因為30年前，那麼多人上街，死了那麼多人，都沒有結果，都換來這樣一個結局。我不希望靠一個所謂短期、暴力的行動達到一個什麼目的。當然這種情況是肯定會有，在不同的領域裡，肯定是會有的。現在我就看見大家在網上，比如在微信上有人開始換自己的頭像──跟六四有關，中國人所謂這種影射、暗喻，都開始有了。
德國之聲：劉曉波寫過，公民社會是中國自由的將來。你對中國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有什麼期望？
周勍：我覺得這個不是期望。我覺得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法治這樣一個社會，一定是會到來。這個沒有任何質疑的。這就是說，一個人對自由、對這種人的天性釋放的向往，不分中國人、德國人、非洲人，沒有種族之分。一個好的東西，所有人都應該追尋的。我經常舉一個例子：一個人天生是瞎子，他並不恐懼，他就認為這個世界是黑暗的，樹葉就是黑的。但如果一個人是過去一直眼睛好，突然眼睛瞎了的話，那麼他是非常絕望，他是最希望重新看到樹葉是綠的，陽光是亮色的。那麼這種人他會怎麼樣？一是，他會拼命地想用所有辦法醫好自己的眼睛。二是，他會在絕望中爆发，或者玉石俱焚。所以我相信，中國一定會看到這樣一個（社會），因為中國人、中國絕大多數人，已經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亮和光，他們一定會不惜任何代價走到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