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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美中激戰重塑全球電子業供應鏈,東協獲利?

2019-05-22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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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國還是東協,貨物的主要終點市場仍在美國。(AP)

不管是中國還是東協,貨物的主要終點市場仍在美國。(AP)

五月十日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總值兩千億美元的商品(家具、手提包、木製品、輪胎等)開始課徵二五%關稅。在中國回敬六百億商品最高二五%的關稅之後,川普(Donald Trump)宣稱美國「很快」會更進一步擴大到對逾三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稅,包括手機與筆電這些台灣在中國投資的主力產業。稅額與項目像漣漪層層擴大,引發媒體上許多正反面的分析。

五月十日前可能已有轉單

有人認為台灣與東南亞都會受惠於轉單效應,特別是那些對美出口比率愈高、美國可以找到進口替代來源、生產者無中國之外產地,以及利潤率愈低無法承受高關稅者,都會是受到衝擊愈強的產業。

美國今年第一季從中國進口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一三.六%,中國對美出口額則減少一七.六%,這或許顯示在五月十日之前可能已有轉單狀況發生。台商有可能準備把較高位階的生產工序移回台灣,勞力密集部分則轉向東南亞。

事實上,由於中國近年來工資上漲、五險一金、環保標準與技術升級壓力,許多台商早在二○一○年前後就把重心日漸往東南亞部署,或者採取兩地都有生產基地的方式進行調節。

台商對中國投資,不管在絕對數額或占對外投資比率,都呈現下降趨勢。其中,台灣對中投資占對外投資比率,由一○年的八一%下降到一七年的四二%,幾乎腰斬一半。台商顯然對習大大的「中國夢」非常不捧場。

當然,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建立的龐大供應鏈產能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東南亞國家因為基礎交通、通訊、能源、政府治理能力與人力資本過低等問題,也不見得就能在短時間內接收大量的轉單。

但高關稅無疑地,將加速產業移出中國的趨勢,而最主要的影響是對中國經濟未來失去信心,這將關鍵性地打擊中國債務驅動發展模式(debt-driven development)的可持續性。

融資壞帳支撐中國奇蹟

債務驅動發展是在幾個歷史階段被建立起來的。中國政府通過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與九七年的捉大放小,將經濟成長的財富收攏到黨國機器手中,這個權力壟斷的黨國資本主義,接受了包括香港與台灣來的全球製造業資本,以美國為最終市場。通過國家補貼,山寨外國技術,中國培養出自己的紅色供應鏈以便進行超趕策略。

但是○八年的次貸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與歐盟做為外部需求的動力大大減弱,中國經改因為「高儲蓄、高投資」的發展方式,內需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從改革開放前的六成多下降到如今的三四%左右。

為了維持足夠的成長率,黨國機器利用壟斷的國有銀行與財政稅收,不斷融資央企的壞帳,以進行基礎建設的方式維持就業率、稅收與GDP成長,並因此吸引外資繼續投資這個彷彿永遠不敗的中國奇蹟。

融資壞帳的成長方式不只在國內進行,中國還通過一帶一路,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循環與債務輸出,用幫助在地國建立基礎建設的方式,讓第三世界國家一起來分攤中國的債務風險,並將這個「南南合作」的經濟力轉換成地緣政治與軍事擴張。

簡言之,過去十年來,這個「厲害了,我的國」最厲害的地方,是用壟斷的國家權力,以透支未來的金融擴張,強行支撐了產業成長,極大化國家信用,以進行經濟民族主義的擴張,企圖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盼金融擴張讓產業技術升級

債務驅動成長的另一面就是各種金融槓桿指標的升高。以債務對GDP比率而言,美國在○八年達到一七○%之後爆發次貸危機,日本則在一九九四到九五年間接近二二○%泡沫化,此後進入失落的二十年,目前中國這個數字各方的估計從二二○%到三○○%都有。

在金融擴張已逼近極限下,最關鍵的當然就是避免信用崩壞。對中國最好的狀況是,金融擴張最終真的培養了技術升級的產業,高技術生產帶來高利潤,讓央企實現盈利,可以產生現金流償還或至少融資債務,也持續創造貿易順差,吸引外資繼續流入,國外資產也能夠產生合理的資本利得。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製造二○二五」,與華為的第五代行動通訊(5G),會成為美國首要的打擊目標。

在高關稅壓迫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利潤中下的供應鏈,移出中國的同時,打擊華為、拒絕中國學生進入美國修習與「中國製造二○二五」相關科系,則是在尖端技術封鎖中國技術升級的可能。通過這次貿易戰,美國的短期目標是平衡逆差;中期是重塑全球供應鏈、拿回工業領導權、加重中國金融負擔;長期則是遏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能力。所以這不是貿易夥伴之間關於貿易摩擦或公平貿易的問題,而是一個強權之間經濟民族主義的生死之戰。

承接中國移出的製造業資本上,東南亞國家具有一些結構性優勢。根據亞銀預測,到二○三○年時,地球人口將增長到八十三億,新增人口集中在東協、印度與非洲。

東南亞承接中國移出產業三大挑戰

資本往勞動力充沛的地方移動,所以東協、印度與非洲是將是勞力密集產業快速發展的國家。該地區將大量消除處於貧窮線下的人,中產階級消費人口也將快速上升。

但是要達到這種經濟上的外插預測,東協國家需要達成幾件困難度不小的事情:

第一、東協各國的發展必須是一種包容性成長,經濟成長必須伴隨薪資的同步提升、縮減貧富差距、更多人力資本的投入與社會安全體系的建制,這樣需求才能跟上供給,勞動分工也才能跟上產業升級的腳步。如果跨不過包容性成長這一關,就會陷入中間所得陷阱。

第二、東協最大的六個國家外貿占GDP比超過百分之百,區域內貿易從未超過二成五,關鍵技術設備、能源與原物料依賴區域外供給。這種開放性區域主義不只需要區域內良好多邊協議,以維持投資、貿易與金融的穩定流動,也需要一個團結一致的東協,才能面對區域外政治與經濟力量的穿透、切割。

於是這就來到最關鍵的第三點,東協並沒有具備強力的制度機制可以團結會員國,進行集體行動。東協在南海問題上親美、在亞投行上親中,但在一二年部長會議,卻因為南海問題,地主國柬埔寨在中國壓力下,首度出現四十五年來沒有發表聯合聲明。

東協能否擔起戰略性平衡角色?

這意味著東協容易因為強權的干預而被切割,區域內隱而未發的國族主義、族群與宗教文化斷層線容易因此而爆發開來。

當中美貿易戰對抗的層次愈來愈高時,東協能否擔任一個戰略性平衡的角色,並從中獲益,恐怕還是個大問號。(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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