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美國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總值兩千億美元的商品（家具、手提包、木製品、輪胎等）開始課徵二五％關稅。在中國回敬六百億商品最高二五％的關稅之後，川普（Donald Trump）宣稱美國「很快」會更進一步擴大到對逾三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稅，包括手機與筆電這些台灣在中國投資的主力產業。稅額與項目像漣漪層層擴大，引發媒體上許多正反面的分析。
五月十日前可能已有轉單
有人認為台灣與東南亞都會受惠於轉單效應，特別是那些對美出口比率愈高、美國可以找到進口替代來源、生產者無中國之外產地，以及利潤率愈低無法承受高關稅者，都會是受到衝擊愈強的產業。
美國今年第一季從中國進口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一三．六％，中國對美出口額則減少一七．六％，這或許顯示在五月十日之前可能已有轉單狀況發生。台商有可能準備把較高位階的生產工序移回台灣，勞力密集部分則轉向東南亞。
事實上，由於中國近年來工資上漲、五險一金、環保標準與技術升級壓力，許多台商早在二○一○年前後就把重心日漸往東南亞部署，或者採取兩地都有生產基地的方式進行調節。
台商對中國投資，不管在絕對數額或占對外投資比率，都呈現下降趨勢。其中，台灣對中投資占對外投資比率，由一○年的八一％下降到一七年的四二％，幾乎腰斬一半。台商顯然對習大大的「中國夢」非常不捧場。
當然，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建立的龐大供應鏈產能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東南亞國家因為基礎交通、通訊、能源、政府治理能力與人力資本過低等問題，也不見得就能在短時間內接收大量的轉單。
但高關稅無疑地，將加速產業移出中國的趨勢，而最主要的影響是對中國經濟未來失去信心，這將關鍵性地打擊中國債務驅動發展模式（debt-driven development）的可持續性。
融資壞帳支撐中國奇蹟
債務驅動發展是在幾個歷史階段被建立起來的。中國政府通過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與九七年的捉大放小，將經濟成長的財富收攏到黨國機器手中，這個權力壟斷的黨國資本主義，接受了包括香港與台灣來的全球製造業資本，以美國為最終市場。通過國家補貼，山寨外國技術，中國培養出自己的紅色供應鏈以便進行超趕策略。
但是○八年的次貸金融危機使得美國與歐盟做為外部需求的動力大大減弱，中國經改因為「高儲蓄、高投資」的發展方式，內需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率從改革開放前的六成多下降到如今的三四％左右。
為了維持足夠的成長率，黨國機器利用壟斷的國有銀行與財政稅收，不斷融資央企的壞帳，以進行基礎建設的方式維持就業率、稅收與ＧＤＰ成長，並因此吸引外資繼續投資這個彷彿永遠不敗的中國奇蹟。
融資壞帳的成長方式不只在國內進行，中國還通過一帶一路，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循環與債務輸出，用幫助在地國建立基礎建設的方式，讓第三世界國家一起來分攤中國的債務風險，並將這個「南南合作」的經濟力轉換成地緣政治與軍事擴張。
簡言之，過去十年來，這個「厲害了，我的國」最厲害的地方，是用壟斷的國家權力，以透支未來的金融擴張，強行支撐了產業成長，極大化國家信用，以進行經濟民族主義的擴張，企圖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盼金融擴張讓產業技術升級
債務驅動成長的另一面就是各種金融槓桿指標的升高。以債務對ＧＤＰ比率而言，美國在○八年達到一七○％之後爆發次貸危機，日本則在一九九四到九五年間接近二二○％泡沫化，此後進入失落的二十年，目前中國這個數字各方的估計從二二○％到三○○％都有。
在金融擴張已逼近極限下，最關鍵的當然就是避免信用崩壞。對中國最好的狀況是，金融擴張最終真的培養了技術升級的產業，高技術生產帶來高利潤，讓央企實現盈利，可以產生現金流償還或至少融資債務，也持續創造貿易順差，吸引外資繼續流入，國外資產也能夠產生合理的資本利得。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製造二○二五」，與華為的第五代行動通訊（５Ｇ），會成為美國首要的打擊目標。
在高關稅壓迫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利潤中下的供應鏈，移出中國的同時，打擊華為、拒絕中國學生進入美國修習與「中國製造二○二五」相關科系，則是在尖端技術封鎖中國技術升級的可能。通過這次貿易戰，美國的短期目標是平衡逆差；中期是重塑全球供應鏈、拿回工業領導權、加重中國金融負擔；長期則是遏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能力。所以這不是貿易夥伴之間關於貿易摩擦或公平貿易的問題，而是一個強權之間經濟民族主義的生死之戰。
承接中國移出的製造業資本上，東南亞國家具有一些結構性優勢。根據亞銀預測，到二○三○年時，地球人口將增長到八十三億，新增人口集中在東協、印度與非洲。
東南亞承接中國移出產業三大挑戰
資本往勞動力充沛的地方移動，所以東協、印度與非洲是將是勞力密集產業快速發展的國家。該地區將大量消除處於貧窮線下的人，中產階級消費人口也將快速上升。
但是要達到這種經濟上的外插預測，東協國家需要達成幾件困難度不小的事情：
第一、東協各國的發展必須是一種包容性成長，經濟成長必須伴隨薪資的同步提升、縮減貧富差距、更多人力資本的投入與社會安全體系的建制，這樣需求才能跟上供給，勞動分工也才能跟上產業升級的腳步。如果跨不過包容性成長這一關，就會陷入中間所得陷阱。
第二、東協最大的六個國家外貿占ＧＤＰ比超過百分之百，區域內貿易從未超過二成五，關鍵技術設備、能源與原物料依賴區域外供給。這種開放性區域主義不只需要區域內良好多邊協議，以維持投資、貿易與金融的穩定流動，也需要一個團結一致的東協，才能面對區域外政治與經濟力量的穿透、切割。
於是這就來到最關鍵的第三點，東協並沒有具備強力的制度機制可以團結會員國，進行集體行動。東協在南海問題上親美、在亞投行上親中，但在一二年部長會議，卻因為南海問題，地主國柬埔寨在中國壓力下，首度出現四十五年來沒有發表聯合聲明。
東協能否擔起戰略性平衡角色？
這意味著東協容易因為強權的干預而被切割，區域內隱而未發的國族主義、族群與宗教文化斷層線容易因此而爆發開來。
當中美貿易戰對抗的層次愈來愈高時，東協能否擔任一個戰略性平衡的角色，並從中獲益，恐怕還是個大問號。（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