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人民特別命苦，因為他們生逢一個特別糟的亂世。在君士坦丁出生前的三百年，羅馬的建築師、工程師和軍人在已知世界的範圍內往來奔走，把秩序和穩定帶到了義大利之外的野蠻和龐雜地區。「羅馬太平」（Pax Romana） 締造出總長超過八千公里的大道和許多高聳的輸水渠，它們無視高聳山峻，採取近乎筆直的路線前進。四通八達的大道是帝國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訣，因為它讓產地可以和市場連結，讓遠行變得輕鬆，讓帝國文書可在一天之內傳送八百公里。優雅的城市沿著主幹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律設有圓形劇場、公共浴池和堪稱文明重大勝利的室內供水管線。但到了第三世紀，帝國的榮光已隨著歲月流轉褪色，層出不窮的叛亂和起義為它的街道帶來斑斑血跡。曾經讓羅馬有效輸出帝國的大道此時反而成了它的最大致命傷，因為靠著便捷的交通，起事者和蠻族的軍隊可以快速掩至。在當時，包括一個個過客般的皇帝在內，沒有人是安全的。該世紀前八十年共有二十九人坐上過龍椅，但只有一個不是被謀殺或被俘，得以自然死亡。
普遍見於人民的自求多福的心態和羸弱體格，削弱了帝國一度堅實的基礎。軍隊因為忙著搞擁立皇帝的勾當，就像當時的每個人一樣，成了時代病的受害者。二五九年，不可一世的的皇帝瓦勒良（Valerian）出征波斯人，結果遭到羅馬史上最大的羞辱。他因戰敗被俘，被迫充當波斯國王的腳凳，椎骨破裂而死。波斯人剝了他的皮，染成深紅色，填入乾草，掛在牆上當戰利品展示。此舉也是為了提醒此後每個來謁的羅馬使節，羅馬軍團的無敵神話有多空洞。
這樣的公開羞辱固然讓羅馬人極為難堪，但羅馬著作家對羅馬人國民性衰敗的哀嘆卻由來已久。早在公元前二世紀，波里比阿（Polybius）便批評那些百般討好人民的政治人物把共和政體搞成暴民政治體，薩盧斯特（Sallust）也曾抨擊政黨只知黨同伐異。更早之前，羅馬黃金時代最著名的著作家李維（Livy）也說：「在這些日子……不管是我們的疾病或是用來對治它們的藥方，都讓人難以忍受。」
但著作家在第三世紀發出的聲音卻更為不祥，因為他們現在不僅不再預言災難，反而淨是對皇帝歌功頌德，稱他們偉大及可大可久——雖然事實顯然相反。一票望之不似人君的皇帝就像是可怕的證據，證實諸神已經遺棄羅馬。蠻族像狼群一樣，在邊境虎視眈眈，但被派去迎戰的將軍更多是以手上的兵力當作問鼎帝位的工具。曾經是皇帝僕人的軍隊現在成了皇帝的主人，也讓朝代以令人眼花撩亂的速度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