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人民特別命苦，因為他們生逢一個特別糟的亂世。在君士坦丁出生前的三百年，羅馬的建築師、工程師和軍人在已知世界的範圍內往來奔走，把秩序和穩定帶到了義大利之外的野蠻和龐雜地區。「羅馬太平」（Pax Romana） 締造出總長超過八千公里的大道和許多高聳的輸水渠，它們無視高聳山峻，採取近乎筆直的路線前進。四通八達的大道是帝國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訣，因為它讓產地可以和市場連結，讓遠行變得輕鬆，讓帝國文書可在一天之內傳送八百公里。優雅的城市沿著主幹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律設有圓形劇場、公共浴池和堪稱文明重大勝利的室內供水管線。但到了第三世紀，帝國的榮光已隨著歲月流轉褪色，層出不窮的叛亂和起義為它的街道帶來斑斑血跡。曾經讓羅馬有效輸出帝國的大道此時反而成了它的最大致命傷，因為靠著便捷的交通，起事者和蠻族的軍隊可以快速掩至。在當時，包括一個個過客般的皇帝在內，沒有人是安全的。該世紀前八十年共有二十九人坐上過龍椅，但只有一個不是被謀殺或被俘，得以自然死亡。
普遍見於人民的自求多福的心態和羸弱體格，削弱了帝國一度堅實的基礎。軍隊因為忙著搞擁立皇帝的勾當，就像當時的每個人一樣，成了時代病的受害者。二五九年，不可一世的的皇帝瓦勒良（Valerian）出征波斯人，結果遭到羅馬史上最大的羞辱。他因戰敗被俘，被迫充當波斯國王的腳凳，椎骨破裂而死。波斯人剝了他的皮，染成深紅色，填入乾草，掛在牆上當戰利品展示。此舉也是為了提醒此後每個來謁的羅馬使節，羅馬軍團的無敵神話有多空洞。
這樣的公開羞辱固然讓羅馬人極為難堪，但羅馬著作家對羅馬人國民性衰敗的哀嘆卻由來已久。早在公元前二世紀，波里比阿（Polybius）便批評那些百般討好人民的政治人物把共和政體搞成暴民政治體，薩盧斯特（Sallust）也曾抨擊政黨只知黨同伐異。更早之前，羅馬黃金時代最著名的著作家李維（Livy）也說：「在這些日子……不管是我們的疾病或是用來對治它們的藥方，都讓人難以忍受。」
但著作家在第三世紀發出的聲音卻更為不祥，因為他們現在不僅不再預言災難，反而淨是對皇帝歌功頌德，稱他們偉大及可大可久——雖然事實顯然相反。一票望之不似人君的皇帝就像是可怕的證據，證實諸神已經遺棄羅馬。蠻族像狼群一樣，在邊境虎視眈眈，但被派去迎戰的將軍更多是以手上的兵力當作問鼎帝位的工具。曾經是皇帝僕人的軍隊現在成了皇帝的主人，也讓朝代以令人眼花撩亂的速度更替。
幾乎不間斷的內戰讓人說不清誰是皇帝，但稅吏照樣會登門收稅，而且要求的稅款有增無已。需錢孔急的皇帝別無他法，只能用減少錢幣含銀量的方法來省錢，但此舉卻引發重創經濟的通貨膨脹，乃至到最後，帝國大部分的地區回到以物易物的時代。人們因備受到日愈高升的不確定性驚嚇，而轉往「神祕宗教」尋求心靈寄託。根據這些宗教，物質世界轉瞬即逝，應該把希望寄託於巫術、占星術和煉丹術。由於生活充滿痛苦，一些更極端的人們以拒絕結婚或自殺來逃避人生。社會的基本結構邁向分崩離析，無論窮人和富人都祈求救星降世。
後來救星果然出現了，但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是來自達爾馬提亞（Dalmatia） 。他名叫戴克里先，是個剽悍的軍人，自小生長在巉巖山脈和茂密森林的環境。他奪取皇位的方法還是老套：暗殺在位者和把對手一一除掉。他為人十分務實，而願意承認其他人只是隱隱約約懷疑的事實：帝國的幅員過於廣袤，在多事之秋的第三世紀很難期望單靠一個人管理好。當時的羅馬帝國涵蓋整個地中海，版圖北至不列顛的潮濕森林，南至埃及的熾熱沙漠，西至直布羅陀的山脈，東至波斯邊界。戎馬一生的戴克里先也不可能在每次發生危機時都迅速趕到，敉平叛亂。他也不可能指望派人代他出征：帝國歷史有太多的例子顯示，奉命出征的將領會以手上兵力奪取皇位。所以，如果想要讓搖搖晃晃的帝國保持完整，戴克里必須先以某種方式縮小它的龐大規模——這個艱鉅任務是所有前任皇帝不敢為之。歷史上很少有領導人一開始就這樣給自己找麻煩，但務實的戴克里先找到了一個非正統的解決辦法：把帝國分成兩半。他把一個老酒友馬克西米安（Maximian）提拔為「奧古斯都」（即資深皇帝），讓對方與自己共治天下。
乍看之下，這個決定並沒有那麼具有革命性，事實上帝國在語言上已分裂為東、西兩半。在羅馬人還不敢夢想征服天下的久遠以前，亞歷山大大帝便已橫掃至印度的東方，所到之處推行希臘化，把被征服的龐雜地域鍛鑄成一個帝國。後來，隨著亞歷山大的死去，他的帝國雖然四分五裂，但希臘文化業已在東方大地落地生根。雖然羅馬人後來征服了這個希臘化世界，但這種征服僅止於表層，未達文化的層次。羅馬人固然武力較為優越，卻對古老的希臘化文化又敬又畏。拉丁語是東部政府機關的用語，卻不是市場或百姓家的用語。在思想和性格上，帝國東部始終牢牢是希臘人的天下。
戴克里先把拉丁語居主導地位的帝國西部移交給馬克西米安，把更富有和更有文化的東部留給自己。理論上來說，在這種安排下，帝國仍為一體且不可分割，但它的東、西兩部日後將會走上極端不同的道路，而它們的分界線大體上仍是今日東歐洲和西歐洲的分野。這種分割的後果需要再等兩個世紀才會完全明朗，但戴克里先實際上已經把世界劃分為羅馬和拜占庭兩半。
分享權力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因為戴克里先此舉可能會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對手。但事實證明，馬克西米安為人相當安分。戴克里先對自己的設計行得通感到高興，後來又有鑑於光靠兩人仍不足以阻止如潮湧至的入侵者，便進一步把權力切割為四份，另外任命兩位「凱撒」（資淺皇帝）。兩位「凱撒」獲得充分授權，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和發佈法律，由此讓兩位資深皇帝的工作負擔減輕不少。四位皇帝現在構成了一個統治團隊，運作起來非常有效率。但只有時間可以證明，這種「四帝共治」（tetrarchy）的制度創造的是四個夥伴還是對手。
把帝國一分為四還只是戴克里先的熱身運動而已。工作量的減輕讓他有暇徹底重組架床疊屋的官僚體系，讓它變得像軍隊一樣有條理和有效率。他把帝國重劃為十二個大區（diocese），每個大區由直接對皇帝負責的總督（vicar）管轄。 這種改革讓徵稅變得更有效率，國庫因而充盈起來，守邊將士也得到了更好的裝備。在搞定國庫和邊界之後，戴克里先開始投入穩固皇權的巨大任務。
這位皇帝比其他前任更了解皇權有多麼朝不保夕。不斷發生的叛亂讓軍隊只知效忠個人，不知效忠皇權，而這樣的情況是不穩定的根源。沒有一個人（不管多麼有權勢或有魅力）能讓人人滿意，只要他一露出弱點，內戰就會爆發。早期，王室血統可以抑制重臣的狼子野心，但現在任何擁有軍隊的人都可能奪得皇帝，王室血統已不足以保障天下太平。為了打破叛亂和戰爭的反覆循環，戴克里先必須確立皇權本身的威嚴。
在古代世界，這是一大難題。國家穩定有賴權力的有秩序轉移，但這種有秩序的轉移往往有賴一個暴君來實現，而每個奪權的獨裁者又只會進一步削弱繼承的原則。而且不管怎樣，提升皇權威嚴的想法都會被既成的傳統打臉。過去五十年來的皇帝都出身行伍，每位莫不使盡渾身解數來證明他們和他們指揮的人馬是一樣的人。他們會和將士一起吃飯，一起說笑，傾聽他們的訴苦，想盡辦法留住他們的忠誠。這類親近手段是必要的：若不這樣做，你很容易就會無法在第一時間嗅出軍中的不滿情緒，進而無法防範於未然，以致身陷內戰的泥淖。只不過那樣做也助長了皇帝只是個普通人的想法。既然皇帝只是凡人，那麼殺掉他並取而代之亦無不可。所以，戴克里先若想要皇權受到尊重，便必須證明皇帝不是凡人。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他辛辛苦苦締造的一切將會在他失勢的一刻傾毀。
＊作者拉爾斯．布朗沃思（Lars Brownworth），英語世界公認最會說歷史故事的作家，曾任高中歷史老師，熱門播客「十二個拜占庭統治者」（12 Byzantine Rulers）的製作者，被視為開創歷史類Podcast的先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拜占庭帝國：324-1453拯救西方文明的千年東羅馬帝國》（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