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日，對凡登廣場上的那些人來說，占領行動已經如火如荼展開。就在這天早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流飛行員，如今已晉升為德國空軍將軍的赫爾曼‧戈林，正式入住麗池酒店帝國套房。
自從戈林在10個星期前首度跨進麗池酒店大門以來，員工們便一直在為這場盛事預做準備。在這次最新的占領行動之前，酒店已經重新裝修。最重要的是，工人來到房裡安裝一個超大浴缸，以提供希特勒的第二指揮官，體型豐滿的帝國元帥戈林住宿使用。情況不只是這位德國空軍指揮官在巴黎一邊洗著漫長的泡泡澡，一邊啜飲香檳，狼吞虎嚥魚子醬那麼單純。當然，他並不反對這些樂趣。但獲派去接待這位德國指揮官的酒店員工不久之後就明白，那座浴缸掩飾了一個更邪惡的祕密，他那個世代許多人共同的祕密。
戈林對嗎啡成癮，他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就試圖戒掉這個習慣。對許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倖存的男人來說，止痛藥是戰後生活的基本要件。在所謂的威瑪共和時期，古柯鹼與毒品在現代主義的柏林深受歡迎──隨著希特勒掌權，以及因法西斯主義而出現、宛如文明倒退的德國前工業民族主義盛行，那個時期也跟著結束。因為包括首度大規模使用自動機關槍與化學武器在內的科技「創新」出現，現代戰爭於焉成形，也開啟了一個對藥物上癮的新時代。
1930年代，來自德國科隆的醫生休伯特‧卡勒（Hubert Kahle）宣布他發現了能治療嗎啡上癮的新「神奇解藥」。戈林於是向這位知名的教授求助，進行一連串的治療，其中包括長時間沐浴，以對付停止吸毒出現的症狀。在麗池酒店內，卡勒醫師「將戈林浸在一缸水中，為他打針，再讓他浸入水中，長達數小時。」一名員工回憶道，「我們必須拿一疊疊的毛巾和許多食物給教授，因為整個療程導致戈林飢腸轆轆。」
當戈林準備住進麗池酒店的帝國套房時，這間套房的房客才發現自己突然被迫換房──而在那一週，她也正好面對一道痛苦的難題。
這位前房客名叫蘿拉‧梅‧科里根，是一位美國中西部鋼鐵實業家的遺孀，在丈夫去世之後，她便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女人之一。1940年夏天，她的月收入是80萬美元──以現今的幣值來計算，相當於一個月1千2百多萬美元。那意味著科里根夫人可以永遠住在麗池酒店。
自從1938年起，可以說她一直就住在那裡。當然，當新任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0年春季前來巴黎訪問，也就是德法戰爭之前的那幾週，他下榻的便是帝國套房。當有顯要人物或政治領袖前來，一般人自然必須讓出房間。科里根夫人跟任何人一樣明白，身分地位的細微區別有多麼重要。但是大致上來說，凡登廣場上的豪華套房是她的最愛。它們是這座宮殿裡最好的房間，而她的口袋幾乎比所有人都來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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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非含著金湯匙出生。蘿拉‧梅‧惠特拉克（Laura Mae Whitrock）在1879年出生於威斯康辛州沃帕卡（Waupaca）的一個勞工階級家庭，一路從女服務生、電話接線生，變成某芝加哥醫生之妻，然後又成為鋼鐵大亨詹姆斯‧科里根（James Corrigan）的情婦。迅速與醫生丈夫悄悄離婚後，與科里根在1916年結為連理，令男方的家人和克里夫蘭上流社會大感驚訝。
當克里夫蘭的菁英冷落他們，這對夫妻便動身前往曼哈頓。結果，那裡的大門一樣緊緊關閉。費茲傑羅在他1925年的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訴說了一個中西部暴發戶試圖靠金錢打入東岸既有的富人圈，但卻無法如願，以悲劇收場的故事。蘿拉‧梅也遭遇到相同的阻礙。耗費數十萬美元舉辦奢華宴會，依然無法讓科里根夫人進入上流社會，這對夫婦於是搬到了歐洲。在那裡，沒有人會預設一個富有的美國人必須出身名門。而且，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大蕭條的財務損失之後，一個慷慨人物如果擁有龐大的個人財富，絕對能彌補其出身不夠耀眼的缺憾。
當詹姆斯‧科里根罹患心臟病時，蘿拉‧梅已經是個風雲人物。身材矮胖、格外缺乏魅力的宴會策劃人愛爾莎‧麥斯威爾美國最知名的社交活動主辦者，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20年代倫敦的社交女王就是熱情奔放的蘿拉‧科里根，她以破紀錄的驚人速度，在6個月之內從接線生搖身一變，成為富有寡婦，為美國的灰姑娘大賽樹立了一個難以超越的可怕障礙。」這個說法實在過分誇張。詹姆斯‧科里根在1928年辭世，不是1916年。可是對於詼諧的嘲諷，沒有人會在意精準的時間順序。
在歐洲，蘿拉‧梅採行了一項可靠的舊世界策略。她靠著金錢攻勢，迅速進入富裕社會階級；不久之後，她就開始與公爵及公爵夫人、王子及公主密切往來。她會舉辦奢華的慶祝活動，細心邀請所有適合的人物參加。除了致贈價值不斐的禮物，她也付錢請經濟拮据的公爵夫人前來參加她的晚宴。
那是愛爾莎‧麥斯威爾在麗池酒店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項手法。1920與1930年代《紐約客》（New Yorker）的巴黎特派員珍娜‧法蘭諾（Janet Flanner）曾經冷冷地表示，愛爾莎‧麥斯威爾善於讓美國的暴發戶社交名流在歐洲的貴族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要他們擁有充足的銀彈。只要付錢，愛爾莎‧麥斯威爾就能「將無名小卒變成名人，充分利用相關活動的宣傳效果，為他們和她個人牟取最大利益。她偏愛在巴黎的麗池酒店舉辦社交聚會。」那些聚會通常是化裝舞會，在那種場合，變裝出現才會被認為跟得上潮流。法蘭諾指出，香奈兒的「生意受益尤其出色。她為年輕的時尚男子裁製禮服，讓他們以某些巴黎最知名女性的模樣現身。」
麗池酒店是來到巴黎的有錢美國人必到之處，而且這個趨勢早在1900年就已經開始。數10年來，西半球的有錢人一直與歐陸尚未找到定位的德雷福斯捍衛者、藝術家及知識分子密切往來。結果，一種罕見的文化魔力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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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末，蘿拉‧梅‧科里根也抵達法國首都。她的宴會「當時一般咸認對名列《柏克貴族系譜》（Burke’s Peerage）中那些逐漸沒落的歐陸貴族來說，是最大方的免費餐券。」即便擁有龐大財富，她有時也略顯捉襟見肘。就像愛爾莎‧麥斯威爾所說的，問題在於蘿拉‧梅「並不漂亮，沒有受過教育，也不特別聰明──而她天真愚蠢的言談幾乎就像她的宴會一樣充滿娛樂效果，成為他人私底下嘲笑的對象。」不過，最終她還是打進了十分排外的巴黎社交圈。
1940年9月1日，蘿拉‧梅‧科里根陷入一個特殊的困境。她極為富有，對美國國庫債券的投資也成功挺過了華爾街崩盤的危機。在1930與40年代的巴黎，財力雄厚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占領期間最是金錢萬能的時候。對於麗池酒店的那些有錢人來說，在法國剛淪陷的那段日子，生活可以說一如往昔。當然，多多少少還是出現了一些阻礙和經過妥善處理的改變，但奢華終究是一種強大的絕緣體。
然而，美國政府此時擔心，無論是透過精心設計或意外，科里根夫人每個月數百萬美元的收入會落入德國人之手，援助法西斯戰爭。因此他們凍結她的收入，只要她待在歐洲，就限制她一個月只能有5百美元的預算。
要不是資產遭到凍結，蘿拉‧梅‧科里根寧願繼續待在巴黎。她早已安排好各種計畫。幾個星期之前，她已經和一些上流社會的美國婦女以及法國杜多維爾公爵（Duke de Doudeauville）投身慈善救濟工作。每個人都期望展現關懷與公益善心。他們的組織「Bienvenue au Soldat——歡迎，士兵」會寄送關懷包裹給戰場傷兵，也出錢出力支援醫院。
蘿拉‧梅發現，自己雖然不是身無分文，但肯定是捉襟見肘。隨著戈林安穩地在她麗池酒店的套房裡住下來，她也發現自己竟無家可歸。更難受的是，蘿拉‧梅清楚且痛苦地瞭解，就連歐洲上流社會也只是因為她的財富才容忍她。當時一個月5百美元相當於今天的8千美元左右，雖足以讓她在法國過著舒適的生活，卻不夠讓她長期住在麗池的帝國套房──即使房間沒有被那位德國將軍占用也一樣。那些錢也絕對無法支撐她在巴黎上流社交圈的慈善活動。
蘿拉‧梅的困境是，在缺少財富的情況下該何去何從。一九四○年夏天，一個富裕的美國人留在巴黎並非不可能。麗池酒店長久以來就是巴黎的美國人最喜愛的飯店，那年春天，飯店內也住滿了這些人。影星瑪琳‧黛德麗前一年在那裡結束與約瑟夫‧甘迺迪的一段戀情，而她的情夫很快就征服了一個新的愛人。當時謠傳，社交名媛、《時代》與《生活》雜誌老闆的記者太太克萊兒‧布茲‧魯斯，四月時在她的麗池客房裡與約瑟夫‧甘迺迪暗通款曲。當克萊兒跟著集體撤退潮逃離法國時，據說她堅持要艾爾米格告訴她，他怎麼可能知道德軍即將大舉壓境。艾爾米格面無表情，巧妙地回應：「因為他們有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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