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滿蒙不是漢民族固有的領土，但以此為理由，認為滿蒙應由日本佔領的論點，也未免太跳躍了。如果這個論點可行的話，那麼即使遭日本佔領，滿洲、蒙古人也應該不會反抗才對。但是，石原是基於開發經濟和維持治安的考量下，認為滿蒙應該由日本佔領，並認為如果日本勢力衰退的話，滿蒙和中國本土必將陷入混亂。
這樣的主張，除了石原在陸軍大學時代的教官——歷史學者稻葉岩吉——以外，包括矢野仁一、和田清等東洋史學家在內，多數日本人也強調同樣的論點，在滿洲事變以後，更不斷地被提出。為此，中國方面傅斯年等人便撰寫《東北史綱》（一九三二年）予以駁斥，指出中國和東北「同體不離」；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訂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宗旨是減少武器數量、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平。)理事會的中國代表顏惠慶也提出：「說滿洲是滿洲人的土地，這根本是大錯特錯……現在的中國由五族所構成，滿洲人只是其中之一。今日大部分的滿洲人早已不住在滿洲……因此，滿洲完全是屬於中國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演說）石原應該也知道這樣的事實，所以在闡述世界最終戰論的脈絡時強辯道：「由日本綜合世界所有文明，給予他們憧憬的絕對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業」（〈國防〉），並揚言「這是為了拯救全人類的偉大天職」，也就是以日本的天職作為正當化的依據。
如上所述，儘管從各方面提出正當化的論證，但佔領滿蒙的計劃在滿洲事變發生後短短四天內，就不得不「退縮」成獨立國家的方案。這也意味著，石原等關東軍參謀所準備好的正當化論述，既無法說服各國，也無法說服站在相同立場、贊成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陸軍中央，當然更無法影響排日、反日運動高漲的中國與領導「華盛頓體制」的美國。即便多麼嚴密地建構正當化理論，當時的國際情勢早已無法接受軍事佔領行動。
這裡指出的幾個論點，儘管有佔領或獨立國家等型態上的不同，但是，透過把滿蒙拉進這些論點中，進而達到了各種效果。比如，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政治意識的論點，首先藉由一度予以否認，然後發現東三省人其實具有建立國家的能力，建立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滿洲國，是東三省人的自發性行為，再以此作為滿洲國獨立的正當化根據。但是，滿洲國建國後，則改以東三省人不具有國家意識，給予參政權並不妥當為由，以此作為拒絕開設議會的理論根據。另外，關於打倒張學良軍閥，以維持滿蒙治安是日本軍使命，滿蒙三千萬民眾將首次可以實現真正共存共榮理想的主張，則和之後轉化成滿洲國的國防全面委任日本軍，施行善政主義、五族和諧的樂土滿洲國的內容相關。
也就是說，石原等人所提倡的佔領滿蒙理論的基幹是，只有在日本人的指導下，滿蒙各民族的幸福才可以受到保障、獲得增進，這個幸福主義（Eudämonismus）把滿洲國的理想和日本人所認為的理想——也就是以日本民族作為指導民族的「民族和諧」，和據此達成的「王道樂土」——極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明確表明佔領滿蒙的目的，改為提出基於東三省人自發意識建立滿洲國的建國理念，試圖將佔領滿蒙的行為正當化。但是，這樣的修正路線，並不表示關東軍支配滿蒙的目的有任何改變。只要滿洲國一直處於關東軍的指導之下，「佔領滿蒙論」的目的和目標就不會消失，並成為經營滿洲國不變的方針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