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八月，原本駐在雲南省昆明，出發前往漢口（當時石原也在漢口）、北京（輔佐本庄繁）以及奉天等地值勤，也就是所謂的「支那通軍人」板垣認為，中國的情勢「從辛亥革命以後，二十多年來，內亂接連不斷，國家統一的前途渺茫……仍舊是軍閥權力鬥爭的時代，實在無法認同這就是民主革命的果實、人民的幸福」（〈關於滿蒙問題〉，一九三一年）。因此，板垣也下了這樣的結論，「為了支那民眾的幸福……除了英雄出現，以徹底的武力一掃職業軍權者、職業政治家外，還應委託外國適當地維持治安，這才是民眾追尋幸福的唯一之路」，並不斷強調，由日本軍佔領滿蒙，才能解決滿蒙問題，同時保證當地各民族的幸福。其中的中國民眾觀正是，中國人的「理想是安居樂業」，加上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因此「由誰來執政、掌控軍權與維持國家秩序，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從板垣長年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他確信只要軍事行動能夠成功，反抗佔領滿蒙的活動或混亂將不會發生。
板垣進而衍生出堅定不搖的信念，即「打倒在滿洲三千萬民眾的共同敵人——軍閥，是我日本國民被賦予的使命」（石原，〈滿蒙問題私見〉），並保證滿蒙在日本的佔領下，日、朝、中、滿、蒙各民族將共存共榮。這個由日本軍打倒封建軍閥和建設各民族樂土的正當化理論，除了石原以外，在滿日人也都異口同聲一齊提倡，佐久間亮三的〈滿蒙佔領地統治之相關研究〉也提出，「在佔領地實施善政，確保治安，並開拓產業交通，以增進支鮮蒙和其他在滿居住各民族的福祉，達到共存共榮真樂土」的統治方針。
板垣甚至指出，由日本佔領滿蒙的成果，將不會只限於滿蒙，因為出現由日本軍統治滿蒙的典範後，中國民眾必然會認識到，中國本土及其病根將會朝著應有的方向改進，「如此，支那人將會由衷地歡迎並接受我國統治支那本土，我國武力的真正價值將永留於史」（石原，〈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戰爭計劃大綱〉），這樣的想法甚至論及，由日本統治中國本土的正當性。不，不僅如此，由日本軍佔領滿蒙解決滿蒙問題，可以「促進中國全體的統一和安定，確保東洋的和平」（石原，〈滿蒙問題私見〉），甚至認為連「東洋和平」的基礎，都是立基於關東軍佔領滿蒙。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把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滿蒙佔領論正當化？用來支持正當化理論的，是滿蒙非中國固有領土論和人種說。
滿蒙並非漢民族的領土，反而更緊鄰我國。之所以要以民族自決為口號，是因為滿蒙是滿洲和蒙古人的土地，與其說是漢民族，倒不如說是滿洲、蒙古人更接近大和民族。雖然現在的居民以漢人最多，但是和支那本土相比，滿蒙的經濟關係與我國更密切。（石原，〈國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