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唯一之活路——關東軍「佔領滿蒙論」的興起
石原「佔領滿蒙論」的獨特性在於，顛覆國內外的常識，也就是重新以正義之名，定義以武力佔領他國主權領土一事。
對石原而言，佔領滿蒙「不只對日本而言是必須的，為了多數的支那民眾，這也是一件應該且最值得高興的事。這是日本為了正義，應斷然進行之事」（〈解決對策〉），石原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正當化的依據。即，先承認中國的主權，然後以東三省自治的型態，企圖掩蓋日本人實際支配滿蒙一事，這很明顯的是不義之舉。不過，反之日本直接以軍事力支配滿蒙就是正義了嗎？這兩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雖然，以國際協調為口號的外交官幣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政治家、外交家，第四十四任內閣總理大臣，歷任日本駐荷蘭大使、外務次官、外務大臣、眾議院議長等職。，以「正義支配之處，無需武器」（Où règne la justice, les armes sont inutiles）為緘言，作為自己外交的終極目標，但是出身軍人，同時也是戰爭史研究者的石原則認為，「武器支配之處，正義由此而生」，這樣的想法或許是來自其軍事現實主義思想，又或者如同古羅馬歷史學家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所言：「如果戰爭有其必要性時，戰爭就是正義。」
總而言之，石原或板垣等關東軍參謀們，之所以主張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並不只是因為「力量就是正義」的虛無見解，倒不如說，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中國的認識。正如石原認為，「支那人是否真的能夠創造出近代國家一事，我深感疑問，反倒確信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期待漢民族自然地發展，這對他們而言才是幸福」（〈滿蒙問題私見〉），以此作為佔領滿蒙是正義之舉的依據。
根據石原之後的回顧，石原從幼年起，就衷心地期盼中國重生以及日中兩國合作，一心對中國的革命抱著希望。當一九一一年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時「從很久以前就對中國的重生抱著希望，並十分期待革命後中國前途的發展，因此就和當時教導我的（朝鮮守備隊）軍隊一起爬到附近的山上，高喊萬歲，發自內心地對新中國的前途表示欣喜」（〈滿洲建國前夕的心境〉，一九四二年）。但是，這個喜悅十分短暫，因為之後孫文對袁世凱的妥協、袁世凱踐踏革命的理想，以及之後的軍閥割據，石原即表示：「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不禁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感到懷疑。漢民族雖然擁有高度文化，但我開始覺得中國沒有辦法建設近代化國家，這樣的懷疑一直持續到滿洲事變前，因此，提倡解決當時滿蒙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滿蒙佔領論。因為，漢民族本身沒有政治能力，所以我強烈主張，日本佔領滿蒙，不只是因為滿蒙關乎日本的存亡，同時也是為了中國本身的幸福。」
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八月，原本駐在雲南省昆明，出發前往漢口（當時石原也在漢口）、北京（輔佐本庄繁）以及奉天等地值勤，也就是所謂的「支那通軍人」板垣認為，中國的情勢「從辛亥革命以後，二十多年來，內亂接連不斷，國家統一的前途渺茫……仍舊是軍閥權力鬥爭的時代，實在無法認同這就是民主革命的果實、人民的幸福」（〈關於滿蒙問題〉，一九三一年）。因此，板垣也下了這樣的結論，「為了支那民眾的幸福……除了英雄出現，以徹底的武力一掃職業軍權者、職業政治家外，還應委託外國適當地維持治安，這才是民眾追尋幸福的唯一之路」，並不斷強調，由日本軍佔領滿蒙，才能解決滿蒙問題，同時保證當地各民族的幸福。其中的中國民眾觀正是，中國人的「理想是安居樂業」，加上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因此「由誰來執政、掌控軍權與維持國家秩序，都不會有任何問題」。從板垣長年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他確信只要軍事行動能夠成功，反抗佔領滿蒙的活動或混亂將不會發生。
板垣進而衍生出堅定不搖的信念，即「打倒在滿洲三千萬民眾的共同敵人——軍閥，是我日本國民被賦予的使命」（石原，〈滿蒙問題私見〉），並保證滿蒙在日本的佔領下，日、朝、中、滿、蒙各民族將共存共榮。這個由日本軍打倒封建軍閥和建設各民族樂土的正當化理論，除了石原以外，在滿日人也都異口同聲一齊提倡，佐久間亮三的〈滿蒙佔領地統治之相關研究〉也提出，「在佔領地實施善政，確保治安，並開拓產業交通，以增進支鮮蒙和其他在滿居住各民族的福祉，達到共存共榮真樂土」的統治方針。
板垣甚至指出，由日本佔領滿蒙的成果，將不會只限於滿蒙，因為出現由日本軍統治滿蒙的典範後，中國民眾必然會認識到，中國本土及其病根將會朝著應有的方向改進，「如此，支那人將會由衷地歡迎並接受我國統治支那本土，我國武力的真正價值將永留於史」（石原，〈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戰爭計劃大綱〉），這樣的想法甚至論及，由日本統治中國本土的正當性。不，不僅如此，由日本軍佔領滿蒙解決滿蒙問題，可以「促進中國全體的統一和安定，確保東洋的和平」（石原，〈滿蒙問題私見〉），甚至認為連「東洋和平」的基礎，都是立基於關東軍佔領滿蒙。
但是，到底為什麼要把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滿蒙佔領論正當化？用來支持正當化理論的，是滿蒙非中國固有領土論和人種說。
滿蒙並非漢民族的領土，反而更緊鄰我國。之所以要以民族自決為口號，是因為滿蒙是滿洲和蒙古人的土地，與其說是漢民族，倒不如說是滿洲、蒙古人更接近大和民族。雖然現在的居民以漢人最多，但是和支那本土相比，滿蒙的經濟關係與我國更密切。（石原，〈國防〉）
即便滿蒙不是漢民族固有的領土，但以此為理由，認為滿蒙應由日本佔領的論點，也未免太跳躍了。如果這個論點可行的話，那麼即使遭日本佔領，滿洲、蒙古人也應該不會反抗才對。但是，石原是基於開發經濟和維持治安的考量下，認為滿蒙應該由日本佔領，並認為如果日本勢力衰退的話，滿蒙和中國本土必將陷入混亂。
這樣的主張，除了石原在陸軍大學時代的教官——歷史學者稻葉岩吉——以外，包括矢野仁一、和田清等東洋史學家在內，多數日本人也強調同樣的論點，在滿洲事變以後，更不斷地被提出。為此，中國方面傅斯年等人便撰寫《東北史綱》（一九三二年）予以駁斥，指出中國和東北「同體不離」；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訂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宗旨是減少武器數量、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民眾的生活水平。)理事會的中國代表顏惠慶也提出：「說滿洲是滿洲人的土地，這根本是大錯特錯……現在的中國由五族所構成，滿洲人只是其中之一。今日大部分的滿洲人早已不住在滿洲……因此，滿洲完全是屬於中國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演說）石原應該也知道這樣的事實，所以在闡述世界最終戰論的脈絡時強辯道：「由日本綜合世界所有文明，給予他們憧憬的絕對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業」（〈國防〉），並揚言「這是為了拯救全人類的偉大天職」，也就是以日本的天職作為正當化的依據。
如上所述，儘管從各方面提出正當化的論證，但佔領滿蒙的計劃在滿洲事變發生後短短四天內，就不得不「退縮」成獨立國家的方案。這也意味著，石原等關東軍參謀所準備好的正當化論述，既無法說服各國，也無法說服站在相同立場、贊成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陸軍中央，當然更無法影響排日、反日運動高漲的中國與領導「華盛頓體制」的美國。即便多麼嚴密地建構正當化理論，當時的國際情勢早已無法接受軍事佔領行動。
這裡指出的幾個論點，儘管有佔領或獨立國家等型態上的不同，但是，透過把滿蒙拉進這些論點中，進而達到了各種效果。比如，中國人缺乏國家意識、政治意識的論點，首先藉由一度予以否認，然後發現東三省人其實具有建立國家的能力，建立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滿洲國，是東三省人的自發性行為，再以此作為滿洲國獨立的正當化根據。但是，滿洲國建國後，則改以東三省人不具有國家意識，給予參政權並不妥當為由，以此作為拒絕開設議會的理論根據。另外，關於打倒張學良軍閥，以維持滿蒙治安是日本軍使命，滿蒙三千萬民眾將首次可以實現真正共存共榮理想的主張，則和之後轉化成滿洲國的國防全面委任日本軍，施行善政主義、五族和諧的樂土滿洲國的內容相關。
也就是說，石原等人所提倡的佔領滿蒙理論的基幹是，只有在日本人的指導下，滿蒙各民族的幸福才可以受到保障、獲得增進，這個幸福主義（Eudämonismus）把滿洲國的理想和日本人所認為的理想——也就是以日本民族作為指導民族的「民族和諧」，和據此達成的「王道樂土」——極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明確表明佔領滿蒙的目的，改為提出基於東三省人自發意識建立滿洲國的建國理念，試圖將佔領滿蒙的行為正當化。但是，這樣的修正路線，並不表示關東軍支配滿蒙的目的有任何改變。只要滿洲國一直處於關東軍的指導之下，「佔領滿蒙論」的目的和目標就不會消失，並成為經營滿洲國不變的方針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