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真能等於把「自由」還給台灣人嗎？1987年解嚴常被視為台灣民主化重要里程碑，然而1989年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就因主張台灣獨立被控叛亂、為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拒捕自焚；即便1992年中華民國廢除《刑法》100條叛亂罪，被稱為「台灣英文參考書之父」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柯旗化也被警方監控「思想言行」直至1996年—而今（29）日鄭南榕基金會舉行第4屆言論自由日學術研討會上，政大台灣史博士生陳昱齊發表之論文，便是爬梳警局檔案，道出這套漫長到跨越首次總統直選的「大牢」監控體制。
談起自1949年開始的「白色恐怖」究竟是何時結束，陳昱齊說，雖然過去時間多切在1992年5月份《刑法》100條叛亂罪修正，但經爬梳警察局檔案，陳昱齊看到了發現比1992年、甚至比第一次總統直選更久遠的白色恐怖──台灣獨立運動者陳三興所受警方監控持續到1994年、從出獄後長達17年，被稱為「台灣英文參考書之父」、著有《新英文法》一書的柯旗化，更是從1975年出獄後被監控到1996年，被跟蹤記錄一言一行長達21年。
管制無所不在 出獄後才正要進「大牢」
至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監控」如何進行，過去曾有政治犯描述自己服刑時是坐「小牢」，有形的監獄與牆壁，服刑完畢出獄後則是進入「大牢」，變成進入一個無形的社會監獄，而柯旗化也曾出版《台灣監獄島》一書訴說心情──「縱使出獄回到社會上，對他們來講還是猶如在監獄、受到無所不在的管制。」陳昱齊說，而在他的論文，便從高雄市警察局檔案初步爬梳這套監控體系。
白色恐怖時期的監控體系，有針對政治犯本人、家屬、以及海外政治犯在台家屬。以政治犯本人所受監控來說，陳昱齊以台獨運動者陳三興為例，陳三興於1975年自台灣仁愛實驗教育所被釋放，出獄前獄方便發函告知高雄市警局此人要出獄、必須對其進行監控，而對陳三興監控單位是第7分局，即戶籍地。
政治犯出獄分「等級」 監控系統還有「義工」、「內線」
每個政治犯出獄後後都會被分等級，甲級乙級丙級，由基層單位建議分級後層層上報，而陳三興一開始被列為「乙級」，一份「乙級考管資料表」便記載陳三興一切種種，包括生活狀況、思想狀況、政治活動、安全顧慮、建議事項等，也因陳三興出獄後仍時常參與政治活動、台獨集會，在1991年被警局改列為「甲級」。這份表最初每個月都要填，隨著當事人出獄時間拉長，頻率也會拉到3個月、半年、一年以上。
監控系統不只有員警參與，也有「義工」、「內線」協助寫「社會情報報告」提供予派出所，然而關於「誰是義工跟內線」這題，陳昱齊表示調閱檔案管理局的「社會情報報告」只能看見陳某某年某月某日去哪參加什麼活動、講什麼話，「內線」的名字在當代則因「個資保護」理由被遮掩。
政治犯家屬全遭列管 海外「叛國分子」家屬也難倖免
至於政治犯家屬，在家人服刑期間就已被監控。以1976年因為組黨遭捕的楊金海為例，陳昱齊指出楊是在5月被捕，1977年1月警總則核定列管楊金海家屬，除了超過70歲的老父親、未滿18歲的4個女兒未列管，到了1980年11月包括兄弟妻子長女全都被列管了，女兒滿18後也將遭列管，而這些家人被監控的情況包括「平日思想言行、家庭狀況、交往活動、政治背景、前科、違警記錄」等。
就連遠在海外的台獨人士、政府所謂的「叛國份子」，留在台灣的家人們也受到監控，入出境都會受到嚴格管制，每月也被填報「思想狀態、生活情形、社會地位」等情報。「國民黨政府雖然恨他們恨得很癢但無法繩之以法，只好對還留在台灣的家屬進行監控。」陳昱齊說。
談起研究發現，陳昱齊說第一還是「白色恐怖結束的時間點」。過去都切在1992年5月《刑法》100條修正、包括當今《促轉條例》亦是如此定義，但從檔案可發現陳三興被監控到1994年、柯旗化到1996年，都比這晚，可以從這些檔案反思白色恐怖時間點如何切割。
政治檔案的「內線」、「義工是否公開」？個資和真相難平衡？
陳昱齊也從檔案「內線」、「義工」名字被如今檔案管理局遮掩的狀況表示，應去思考國家檔案裡「個人資料保護」跟「歷史真相探究、釐清責任歸屬」該如何取得評衡，目前還在審議的《政治檔案條例》便是規定要公開。
此外，陳昱齊表示自己研究初探從警總到義工內線的監控體制，但研究使用的是基層警察局檔案，更多問題要從調查局、國安局、警總檔案才能回答。加害體系呈現是一龐大工程，關於「義工、線民」的研究也還要再延伸。
點出轉型正義問題 北藝大助理教授：看不到加害者
對陳昱齊的研究，台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林瓊華感嘆，目前轉型正義最大問題還是：「我們會看到非常多受害者，但看不到加害者，或即使知道加害系統如何運作，我們不清楚加害機制怎麼進行，是哪些機構、哪些單位、『誰』一步步讓受害者到今天，推到把他輾碎……」
林瓊華嘆，儘管目前白色恐怖時期檔案釋出量驚人，頁數以百萬而記，但第一線基礎研究者到目前為止非常有限。儘管如此，林瓊華也認同陳昱齊研究「白色恐怖到何時才結束」之發現，並帶領聽眾思考：「真的嗎？白色恐怖在1992年就結束了嗎？表面上台灣是個開放的公民社會，我們以為台灣言論自由與民主進程走到這好像值得我們驕傲，但進入政治檔案分析我們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如果他沒有開放的話，我們都還不會知道……」
監控系統龐大 政治檔案開放困難重重
而與會主持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回應聽眾對於檔案利用之提問時表示，就連某天他自己好奇在國家檔案系統搜尋自己的名字「薛化元」，竟也能找到監聽報告表，可見監控體系之龐大，但也造成檔案管理局編組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檔案量；也因檔管局人力不足查證當事人是否已經過世，變成調閱檔案時「看到人名就蓋起來」，也正是陳昱齊研究時碰到的困境──有受害者，卻不知道「義工」、「線民」到底是誰。
薛化元也提醒，關於政治檔案開放，並不是「複製一個國外的法就ok」，而是要思考可行性，否則檔案開放在台灣不用行政障礙，單單「執行障礙」就走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