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影音平台興起後，中國大陸部分基層幹部開始轉型「網紅」，透過抖音等平台拍攝日常影片、直播帶貨，試圖解決農產品滯銷等實際問題。這種現象在近年逐漸增多，從村官到文旅局長，不少人親自上陣「整活」，累積粉絲並轉化為經濟效益。這種現象主要是源於在大陸新冠疫情期間，部分幹部因農產品滯銷而被迫上陣直播，解封後這類操作擴及文旅推廣與施政說明。
相較之下，台灣從立委開直播聊法案，到候選人找YouTuber拍搞笑影片，兩岸「網紅幹部」看似殊途，卻都反映了數位時代政府與民眾的互動轉變。
從肌肉猛男到田間賣貨郎，大陸基層年輕幹部為何開始走向「網紅化」？
浙江省某村共青團書記林仰鐸，原為皮划艇運動員，以健碩形象在抖音走紅。他時常穿吊帶背心在田裡做伏地挺身，或用二頭肌夾扁柿子等方式展示當地特產，目前抖音粉絲超過45萬，小紅書也有27萬。影片中，他有時以輕鬆姿態推銷西瓜、水果等農產品，有時則換上中山裝，以較正式的形象出現，強調「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振興鄉村」。
這類「網紅幹部」被視為基層官場的一種新興現象。傳統幹部形象強調低調務實，工作多透過內部會議與報告呈現；如今，短影音平台的流量數據——點擊、轉發、銷售額——已成為可量化的政績指標，尤其在鄉村振興等國家政策框架內，被部分基層視為創新作為，符合「敢為善為」的鼓勵方向。
一些大陸基層幹部在抖音直播時，除不回答敏感內容外，對其他各種問題幾乎都有回應，這種做法看似與中共高層近期開展的「樹立正確政績觀」整治運動高度契合，但若尺度把握不當，也可能遭上級問責。
而幹部則透過短影音和直播，將流量轉化為可量化的政績指標——如農貨銷售額、粉絲互動量、輿情回應率——以回應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政策部署。核心邏輯是「向上負責」：用民眾熟悉的語言拉近官民距離，強化執政成效與政權合法性，同時仍受嚴格的組織紀律、內容審查與輿論引導約束，目的是服務整體治理效能，而非改變權力結構。
廣西大學與山東大學的相關研究指出，具有網路影響力的幹部，在表彰與升遷機會上較具優勢，轄區也更容易爭取到重點項目資金。部分官員甚至每天花數小時回覆留言，將平台當成「網路信訪」管道，處理爛尾樓、欠薪等投訴，雖敏感內容可能被刪除，但仍被視為拉近官民距離的新嘗試。
不同於傳統「裝腔作勢」的幹部與「躺平幹部」「擺爛幹部」有本質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這與近年大陸官方常提及的「躺平幹部」「擺爛幹部」有明顯區別。後者指消極不作為、推責混日子的行為，常被視為損害治理效能的負面典型，屬於整頓對象，如多地開展「尋找躺平者」活動，標準包括在崗不在位、出工不出力、遇事繞道等。網紅幹部則是主動尋找新工具解決實際問題的積極類型，聚焦於流量轉化為實效，如帶動銷售與就業，而非單純內部應付。
同時，這也不同於傳統「裝腔作勢」的幹部形象。後者常被批評愛開會、擺架子、講空話，表面文章多而實質貢獻少；網紅幹部則試圖將注意力導向外部民生，追求可見成果。不過，這類操作也引發爭議，有人質疑是否流於形式主義、增加基層負擔，或因「人紅是非多」而違背低調文化，導致得失難以估量。
台灣政治人物的KOL化操作 兩岸異同與數位時代共同挑戰
反觀台灣，政治人物的「網紅化」或KOL化早已成為常態，且更早、更市場化。早在2014年左右，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時即大量運用YouTube影片塑造親民形象，後續更多立委與候選人跟進。黃國昌、羅智強、徐巧芯等人常開直播回應議題；苗博雅等前網紅直接進入政壇。2024大選期間，民進黨陣營轉戰Threads等平台，用第一人稱發文、寵物梗圖或幽默短影音吸引年輕選民。 （相關報導： 四叉貓業配被砍有少賺嗎？抖內金「1天進帳11萬」一文看懂政治網紅的道德邊界 ｜ 更多文章 ）
這波現象在兩岸持續發展，背後反映數位時代的共同挑戰：流量如何轉化為實質效益，而非停留在表面表演。基層幹部或政治人物的「觸網」嘗試，長期效果與潛在風險，仍需各界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