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一個各階段都有來自不同地區移民的國家。自一九九○年代開始，台灣有了許多東南亞新娘，這些來自東南亞的新娘以及「新台灣之子」，如今人數已達一百六十萬人，已經是原住民人數的二、三倍。我們在市場，例如不時可以聽到越南口音。二十年過去了，他們的後代，現在甚至已經有了「新住民文學獎」，這些都令我感動。顯然，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是「多元族群，大地共榮」。這幅掛在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辦公室內的匾額文字，一直是我心中台灣族群的相處之道，也如石忠山院長所說的，是台灣「國家與社會所肯定與追求的價值」。
因此，我在二○一六年因《傀儡花》而榮獲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金典獎時，我的致詞感言是：「台灣經過四百年的不可承受之輕與不可承受之重，幾乎每個家庭都已流著原漢混合的血，包括一八九五年之前來到台灣的閩粵移民，包括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的一百五十萬大江大海人士的後代，也包括立足在台灣已萬年的原住民族，以及二○○○年之後新加入的東南亞新娘與新台灣之子。因此我藉助我的醫學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觀的筆法來寫出《島嶼DNA》，寫出台灣史小說，為原漢和解而努力。」
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在過去，台灣是「父權主義」、「父系社會」；而現在，男女平等的觀念普及後，大家已經把「父系」及「母系」等量齊觀。一九四五年之前，台灣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白浪或倷倷人，母系南島，大家都已體認到這個歷史淵源。
另外，在所謂「外省第二代」方面（我個人因為一九九七年國民大會「廢省」及「凍省」之後，已不再使用「外省」這個名詞），我也屢屢強調，現在台灣三十％上下人口，都具有所謂「外省第二代」，他們對台灣的貢獻非常巨大，且大部分已融入台灣。東晉的歷史，由晉初的「長亭對泣」到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本土人士興起，讓我們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其後代的本土化，必須經過八十至一百年左右。所以雖然台灣還有一些認同問題，讓我們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島一命的日子必將來臨。
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原住民社會運動才慢慢出現。原住民詩人莫那能的詩「你們的篳路藍縷（連橫「臺灣通史序」用詞），我們的顛沛流離」，喚醒了社會對原住民權益的重視與檢討。一九九四年「山胞」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族」，正式入憲，並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用漢名。二○一六年，蔡英文總統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因此，我寫《獅頭花》及《苦楝花》，描述這一段「開山撫番」中原住民被壓迫的歷史。
台灣是移民社會，而且過去的歷史是不斷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過程，因此我希望台灣能有「台灣感謝日」，後到者能向先到者，特別是原住民的接納敬表感謝之意。台灣各族群抱著「同島一命」的共識，在這一塊土地上共同創造民主與繁榮。
六、 如果沒有一八七四的台灣出兵，會不會有一八九五下關條約的「清國割台」？會不會有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的日本治台？
這是一個很難有結論的問題，不一定是“YES”，但是一定不會是“NO”。
我們先來看看Dr. Robert Eskildsen 在他的著作“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East Asia”（台灣譯本《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中這麼說：
總的來說，一八七四年日本在南台灣的經驗，有助其在清日戰爭後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統治。
歷史學家很少對這些持續性加以注意，但也並未解釋日本在一八七四年的經驗可能。
如何影響一八九五年殖民台灣的決定。總的來說，一八九五年殖民台灣的決定，尚未被歷史學家仔細梳理。
日本在一八九四的年發動與中國的朝鮮戰爭之動機，本來意不在台灣，後來的馬關條約。最重要的改變卻變成「清帝國割讓台灣給日本」。
我的想法則是，二十年前沒有達到一八九四的目標（殖民台灣），現在有了更好的機會，當然會想去完成，這是人之常情。何況可以達成更大的目標（取得全台灣，而不只是原住民台灣的一部分）。
另外，我偶然發現簽定下關條約的日期（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九日），農曆是三月二十三日正是一八七四年日軍在射寮港登岸之日，豈偶然哉？所以我認為是YES！
七、 台灣因為日本統治五十一年，因此民間信仰出現日本神明，而且包括在牡丹社事件之中的日本軍人。
以我個人而言，知道台灣廟宇祭拜日本神明是二○二一年，在台南參訪了台南安南區的的飛虎將軍廟鎮安宮。當地父老為日本在二戰的軍人亡靈立廟，而且其成神的故事結合了在地傳統的保生大帝，後來更有日本神明返鄉（水戶）的歷程，非常溫馨。
而二○二三年十一月，野嶋先生告訴我，枋寮有一座廟宇，祭拜與牡丹社事件相關的日本軍人，更是讓我嚇了一跳。
嚇一跳的原因有二：
- 枋寮是當年清帝國在台灣最南邊的官府所在地，因此有許多清代史蹟，包括一八七五年獅頭社戰役的淮軍遺址白軍營，以及當年劉明燈、王開俊都常常去的保安宮。我也帶過《獅頭花》日文譯者下村作次郎教授等以及英文譯者澳洲Craig Smith 教授來過枋寮，我自己也至少停留過十多次以上，我竟然不知枋寮有這樣的牡丹社事件日軍廟宇。
- 枋寮是牡丹社事件時，清軍面對日軍的最前線，並非日軍在「台灣出兵」時的台灣基地，怎麼這個牡丹社的廟宇會設在枋寮？
我本來預定參加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迎牡丹頭顱團隊，後來因為我十一月初必須參加在福岡的「亞洲細胞治療會議」，因此只好捨愛丁堡而選擇福岡。
卻不料如此之巧，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迎接牡丹頭顱的團隊搭機赴愛丁堡；而同一時間，我搭高鐵赴枋寮來參訪這個「枋寮東龍宮」。
到了東龍宮，更讓我驚訝的，不是原來已知的此廟主祭神明是「田中綱常元帥」，而是原來東龍宮還副祭的「北川直征將軍」。一般人不知北川直征是「台灣出兵」中第一位戰死在台灣的日本軍。他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八日，石門之役四天前，在四重溪畔被牡丹人所殺，而且馘首。一般人並不太知道北川直征之名與事，何以枋寮東龍宮宮主會把北川當作神明去祭祀？
依此廟石宮主所述，她是去春日鄉一個蝙蝠洞後為這些日本亡靈所託夢，乃開始建廟（建廟過程及神明之演變相當離奇，其詳情我寫在「牡丹頭顱篇」之內）。因為此廟專祀日本人，顯然較知名於日本人。最近一青妙、山脇りこ、大洞敦史受屏東縣政府之託，所合著的《旅する台湾．屏東》，以六頁篇幅介紹了此廟。
我又找到中央研究院謝國興教授的論文「臺灣民間信仰中的日本神明」（《臺南文獻》二○一九年）。謝國興教授對枋寮東龍宮自一九八六年迄今的演變過程，包括神明與建築，有很詳細的介紹。
依謝國興教授的研究，台灣民間祭拜的日本神明共有十多人。謝教授分之為三種：
- 崇德報恩類型的日本神明，「義愛公」是其代表。義愛公是日本警察森川清次郎，一八九七年來台，駐嘉義東石，一九○二年因代人民轉達稅收過重，遭長官斥責而舉槍自盡。一九二三年，民眾夢見她託夢，注意腦炎之流行，果然見效，民眾感謝，塑像稱為「義愛公」，迎入東石五府千歲廟富安宮，與台灣神的合祀，後來台灣其他地方便有拜「義愛公」之廟宇。
- 安靈鎮魂的有應公類型日本神， 台南海尾飛虎將軍廟鎮安堂屬於此類。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空戰被擊中尾翼，為避免村落受到傷害，強飛到無人空曠處墜毀。戰後居民常見白衣人靈異現象，而後又有保生大帝「認證」，二○一六年，向日本參拜者託夢，表達期望回鄉水戶，終於成行。
- 附會、附身的日本神明，高雄紅毛港保安堂屬於此類。
謝國興教授說：台灣民間祭拜日本神的，乃是體現宗教無國界，「萬善同歸」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影響台灣社會民眾民胞物與的人道情懷（謝國興《台南文獻》第十六期，二○一九年十二月），另外林美容教授則稱之為「無關族群的民眾文學」《台南文獻》第四期，二○一七年十二月。
我的感想是，台灣移民社會的特性及多國政權統治的歷史，讓台灣分享了許多不同族群的文化，包括漢文化、百越文化及南島文化，因為五十一年的日本統治，台灣民間乃有日本神明之祭拜。台灣文化深受日本統治的影響而包含日本元素，由此可見。台灣的多元文化，其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結語
因為一八七四年日本的「台灣出兵」，以歷史來看，一八七四∼二○二四的一五○年間，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國」的時間只有二十四年。自一八九五∼二○二四之間，更只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這四年同為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之管轄。台灣人在這段期間所凝聚的社會共識與社會價值，接近日本而不同於中國。因此，作者認為「台灣出兵」之後的歷史演變與目前台灣主流社會之親日而不親中，有不可忽視的關連。牡丹社事件成台灣出兵，成為台灣與中國大陸在近代歷史開始分道揚鑣的起點，這真是歷史的詭譎。 （相關報導： 陳耀昌專文（上）：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我為什麼寫《傀儡花》 ｜ 更多文章 ）
＊作者陳耀昌，（1949～2025）臺灣血液疾病專家、作家與政治人物。為臺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深入考究，筆下時帶臺灣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返牡丹社：重返牡丹社：牡丹事件筆記、牡丹頭顱筆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