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魏揚也提到，對群眾來說，到國民黨部抗議是不夠的，群眾仍處在焦慮的狀態中，因此才會有人提出要擴大佔領立法院，但這樣的行動風險又太大，可能因此失去整個議場的優勢，又考量到媒體形象，因此NGO和議場內決策的人都不完全支持擴大佔領，因此才出現一個結論是去佔領立法院外的另一個標的，魏揚說後來他才知道是行政院。
而談到323佔領行政院的過程，魏揚提到佔領行政院的混亂，不能不談空間結構，「行政院比立法院大太多了，所以全面佔領行政院的難度是很高的，一群人又來得太快了，將近萬人完全超過一開始的設想，這場行動完全超乎意料之外」，魏揚說，立法院議場相對封閉、好防守，而行政院物理空間分散，跟立法院完全不同。
魏揚也提到佔領行政院並無如佔領立法院般，為了守住議場而積極分工。魏揚說道，323佔領行政院一開始只是進入院區，坐下來然後被驅離，雖然行政院現場很多門口都是有經驗的行動者在自告奮勇的幫忙，但因為人數實在太多，現場資訊很混亂，不知是否為真的資訊四起，魏揚說，「當時候對我來說比較明確的是，原本計劃的策劃者跟我說要把群眾撤離行政院，但那時候有數千甚至是萬人在現場，根本沒有一個好的指揮系統可以撤場」。
323行政院事件司法訴訟未完待續
323行政院事件當晚，當群眾已衝入行政院內時，魏揚仍在從新竹回到臺北的客運上，他在網路上看到行政院內佔領的消息感到很鼓舞，因此下了車後就到行政院幫忙。但當魏揚到行政院後，看到場面上的混亂，並沒有一個有經驗的人可以帶領群眾，因此在過往有場控經驗的他，便自願拿起了麥克風說道，「我今天身為現場的指揮，如果有一切法律責任，有任何流血，我們所有發起行動的人，我們都會承擔」，但至今五年過去，魏揚仍纏身在司法訴訟中，而他又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魏揚認為，在323行政院事件的司法訴訟中，他們不斷在法庭上強調，這是公民不服從和抵抗權，但當社會和法院都認為，一個社會運動發起，必定會有一個首謀，魏揚感嘆的說，「當法院認為必定有首謀，司法論述覺得一定是有人去煽動群眾跟隨不軌的計畫，就永遠走不到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魏揚認為這是必須要去改變的觀念，法院和社會有體認到，如果今天的行動正當性夠，就會有足夠多的人去支持這件事，來參加的人也不會說是被煽動來的。
而談到法庭上的攻防，魏揚說道，「攻防策略上存在稍微微妙、尷尬的關係，律師覺得妥適的辯護策略，可能意味著我們這些運動者在法庭上陳述當時行動動機與細節時要更保守一點」，魏揚分享著，律師會希望她們不要太義憤填膺，當他們主張當時就是要擴大佔領，但律師會覺得這樣不太妥當，雖然他們會尊重律師的看法，但魏揚也提到，他自己很難去理解到底如何去判斷或評價這件事，「如果說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可以是被接受的說法，我們很多自我辯護的陳述就可以不用那麼顧忌」，但說到這，魏揚也感嘆說這樣的堅持也可能讓他們法庭上勝算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