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與鏡頭前後，黃燕茹都是318運動不應被忘記的面孔之一。在關廠工人案、華光社區案與苑裡反風車運動中，黃燕茹逐漸踏入了所謂「社會運動」的社群，從工運到居住正義的倡議，黃燕茹從未忘記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在318運動時期任糾察組組長的她，是那一批「組長與指揮」中少見的女性身影；運動過後她進入民進黨工作，成為一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從社運到政治，在318運動過後五年，她的視角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與經驗？
（按：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篇稱呼太陽花學運皆改稱以318運動。）
檢視糾察組在學運的位置
糾察線本是一種罷工中的運動形式，是來自工運的技巧，在野百合學運中扮演隔開學生參與者與非學生聲援者，以保持學生運動「學生本位」的角色；近幾年的社運會有對糾察線的討論與爭議，來自於公民1985行動聯盟重新引入具約束力的剛性的糾察隊，並採用在大型民間社運。
黃燕茹認為，在最一開始的反服貿抗爭中，衝入議場的「衝組」們（按：指社會運動中負責身體衝突、直接對抗的第一線分工角色）在一開始並沒有長期佔領的打算、也不算有充足準備的運動，所以在佔領第一天的分工中，是隨機且按照過去運動慣例的分工，「當時大家是很迅速直接地分配自己認為適合的工作」。而她作為衝組中少數的女生、具代表性，又因為有過去兩三年的運動經驗累積，順勢成為這個小組的組織者。
然而，在她領導下的糾察隊，並非一開始就具有「糾察、維持秩序」的功能，這些分工都是在持續佔領、變成長期抗戰後才區分出來的。在一開始，議場內部相當混亂，黃燕茹大多都在處理對外發言、議場內外的物資暢通等事宜；到第四天才確定相關的工作及業務分配。黃燕茹稱，她的領導風格是會尊重「有經驗的前輩」，不會直接分配工作。
然而，學運中的糾察組也有備受運動參與者爭議的地方，包含糾察組的「不積極糾察」、濫發工作證、率先退場等。對此，黃燕茹則有一番見解和說法。她稱，最早糾察組希望進出議場能查驗學生證，但很早就廢除了，原因是這場運動並不能算是「學生」獨自發起的，許多NGO與非學生身分熱心公民，共同構築了這個運動。她認為不積極介入、攔阻或驅離運動參與者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運動的權力中心應該要是能更新、能受挑戰、能夠被替換的，無論是不驅離參與者、發放工作證等，她都是為了這個理念而在決策。而黃燕茹和所帶領的糾察組在學運中並未積極介入決策團隊的辯論或爭執，不僅沒有對講機、更甚之是在323行政院事件前後沒有辦法參與決策過程、糾察組僅能討論退場時點而非是否要退場，也無法理解決策團隊對於事件的討論細節。 （相關報導： 太陽花5周年》當年紅遍全台的「黑島青」如今安在？盤點學運後的社運團體興衰 ｜ 更多文章 ）
在學運期間，黃燕茹和糾察組頗受爭議的另一件事就是「放行」王奕凱進入議場挑戰決策團隊做的退場決議。黃燕茹因為這件事被許多參與者認為是「防守失敗」，但她認為她將運動的形象與成敗置於人際交情之上，退場決策不能被認為是「不受挑戰」的。當王奕凱進入議場時，她就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但是黃燕茹的信仰是參與運動者的預設都是為了好的良知而參與，以運動為優先，她才做了放行的決策。「糾察組在整場運動比較多其實是在協調與判斷，不是在糾察和攔阻」她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