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是局外人」這句話沒錯，傳領劃設牽涉所有原住民族整體，與民族自治的實現緊密關聯，所有人都深深關切這項議題與實踐，有能力去主張、論述者，都應勇於提出可能的進路；抗爭中論述支撐的持續，是成功的關鍵，而部分抗爭者將這樣的公共議題窄化，將目標設定在目前難以企及的高度，復以此議題及實踐方式為禁臠，言論非我族類、行動不從我意，則必嚴詞批駁，以凸顯自身苦行、理想者的身段，導致這樣的街頭運動，除能招來同溫層的人士靠攏一陣，希冀人潮長期簇擁、集結，相對困難。後來抗爭擺設鄒族高一生的人形立牌，放上其獄中家書「水田不要賣」的字句，抗爭現場的訴求與當時高家處境，其實無法彼此連結、互證，抗爭只能找來受難先人背書，而兩者的處境委實差距太大。
直到今天，還有人不解(不知道或者假裝不知道)，為什麼總統要向原住民族道歉；還是有很多人在質問：到現在原住民族要的還不夠嗎(譬如入學積極方案)？原住民族到底要想做什麼？其實族人不能一廂情願覺得這個國家、社會已經很能理解這些提問。這就是原住民族必須警惕而不能長期對一些議題的主張明顯是分裂、對立的原因。原轉會、原民會確實要更加努力(譬如劃設、宣告程序的更臻嚴謹、周全)，而所有對於原住民族的未來還有夢想、期許者也應該時刻自省：我們主張的進路正確嗎？究竟是誰在堅持己見？究竟是誰在原地踏步？
回顧猶在肅殺的戒嚴時期，原住民族一批年輕菁英為了戳破「吳鳳神話」、反雛妓、反東埔挖墳、反亞泥(太魯閣族富士村)、反對遷村，爭取正名、自治、提升原民主管機關層級、還我土地及語言文化等，曾經不斷走上街頭衝撞、抗爭，形塑原住民族運動的漫長歷程，也讓原住民族逐步走到今日的情境。等到解除戒嚴，政黨輪替已成常例，威權凋零，族人期待的中央原住民族官署、原住民(族)之名出現，而昔日的原運已然解體，大多成員散布於官僚、民意機構、地方領袖或學界，在言論極盡自由的環境，仍有意欲追尋昔日悲壯路徑或另有所圖的人士，用求奇行險的對抗模式，冀求大眾矚目，採取的抗爭策略卻似是不欲達成目標的決絕模式：等候對方屈服。只是在都會的抗爭，遠離族人、部落與土地，好奇圍觀甚或路過而視若無睹的城市人，是否能理解看板的訴求？可否迎來正向的能量？是否能指出更好的願景？抗爭兩年後，這些正是可以慎重省思的課題。族人們這時不妨再冷靜思考曾撰述《認同的污名》的臺大謝世忠教授提到原住民族社會兩種情態：前臺勝況、後臺凋零。未來的路仍然艱苦，我們繼續努力吧！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鄒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