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增額立委選戰結果時，當時以「黨外」名義參與而當選的有康寧祥（台北市）、黃順興（彰化縣）、許世賢（嘉義縣）等，黨外前輩郭雨新則由於國民黨縱容提名之候選人大肆買票，加上製造郭雨新大量廢票而落選。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則以發表在《台灣政論》的〈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內容宣傳台灣人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黨社會工作委員會、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法務部調查局等七個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處理「台灣政論事件」，最後決定辦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臺灣政論》駐北美地區總代表賴義雄等十五人發起簽名運動，要求台灣當局保障言論自由。留美學生同時在美國5個城市發動示威遊行，包圍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呼籲國民黨政府以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處理此事，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撤銷停刊處分，尊重《臺灣政論》成員和作者的人權，不可藉故迫害或拘捕。
這項舉動令蔣經國為首的國府當局有所顧慮，因而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四人遂無事。1976年7月，國府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逮捕黃華，軍事法庭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張金策的舊官司又被重新提出，張遂於1977年5月在國內外友人協助之下偷渡出境，流亡海外。
蘇慶黎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一書中，受訪指出：
《臺灣政論》雖然只有幾期，但對台灣歷史來講是一個滿大的分水嶺。雷震被逮捕後，台灣只能夠透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的選舉，表達一點反對的氣息。到了《臺灣政論》，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進入比較有計畫、有步驟、有策略而且比較有理論系統的反對運動；這種反對運動不只是一個純粹選舉的運動。台灣戰後成長的一代也開始正式介入；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已經跟郭雨新那一代很不一樣，雖然我們的結合點也是對抗國民黨的絕對統治。從《臺灣政論》之後，不管有沒有選舉，這個反對運動都可以透過辦雜誌來持續。
許瑞浩在〈《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其貢獻：
一、《臺灣政論》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對促進「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產生作用。
二、《臺灣政論》成為黨外雜誌的典範，為以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定下基調。
三、在《臺灣政論》實際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往後政治反對運動所採取的幾種主要運動方式，如參與選舉、議會問政、發行雜誌、群眾運動及街頭抗爭等，都已充分運用，或預示其運作可能性。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反對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互動關係的原型。
四、對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反對運動而言，《臺灣政論》證明黨外雜誌除了宣傳、啟蒙的作用外，還兼具招募人才、訓練成員、籌措財源、組織動員等功能，並提供一個可資團結凝聚的組織核心，使反對運動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
《臺灣政論》就像一把鎖匙，雖然小，卻可開啟一扇重要的門，通往充滿各種可能的廣大領域，而這個領域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知識的。艱困的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呈「大江東去，流擋不住」的趨勢了！
＊作者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我的黨外青春》（允晨文化）。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