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所念茲在茲的，是所謂的北伐大業。「隆中對」裡說要等到「天下有變」，也就是北方動亂時就可趁機北伐。可是諸葛亮一直等不到「天下有變」，他已經快五十歲了，因此即使「天下沒有變」也還是要北伐。建興五年（二二七）春天，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上表北伐。隔年初，出祁山（甘肅西和縣北），從此展開一連六次的伐魏行動。當時曹魏的皇帝是年輕有為的明帝曹叡，派遣曹真、司馬懿鎮守關中，採堅壁清野的消耗戰，諸葛亮都無功而返。最後，在建興十二年（二三四）八月因為積勞成疾，病逝於五丈原（陝西岐山縣），得年五十四歲。
北伐本來就不容易，蜀漢國力遠不如曹魏，即使與孫權密切配合，東西兩面齊發也難以奏功。而且蜀地出兵北上，要翻越海拔二千公尺以上的秦嶺山脈，交通困難、糧食補給不易，因此常因糧盡而退兵。附帶一說，諸葛亮要加強運輸，巧思設計「木牛」、「流馬」，可能是近似帶輪子的牛馬造型的手推車，可節省不少力氣。現代臺語把腳踏車俗稱為「孔明車」，只是一種聯想，彼此沒有什麼關係。
諸葛亮「隆中對」原本的規劃，北伐是要等待「天下有變」，也就是要等待北方再動亂的適當時機。但要等到什麼時候？等不到「天下有變」的諸葛亮，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蜀漢以「興復漢室」為號召，不北伐無以維繫人心確保政權的正當性。其次，北伐是一種以攻為守的戰略，諸葛亮在《後出師表》說，「惟坐待亡，孰與伐之」，就是要以攻為守的意思，化被動為主動是較弱小者常用的戰略。第三，蜀漢內部充滿荊州集團、東州集團、土著豪族酋帥等各種勢力，利益不一，難免衝突，北伐則可以讓全國動員一致對外，發揮轉移內部衝突的作用。
諸葛亮個性穩重，北伐採取穩紮穩打的戰法，雖然難有奇功，但也沒有太大的損傷，而且每次軍事行動時間都不長，也沒有對國力造成太大的負擔。但是諸葛亮死後，內政漸漸不穩，其後姜維仍然持續北伐，則成為蜀漢滅亡的因素之一。
蜀漢的滅亡
諸葛亮死後，蔣琬接續主政。蔣琬是跟隨劉備入蜀的荊州零陵郡人，諸葛亮北伐時，他任丞相府長史，留守成都，深獲信任。諸葛亮臨終前上表後主，推薦蔣琬為繼任者。蔣琬主政十二年（二三四—二四六）並未北伐。蔣琬死後，費禕接任（二四六—二五三）。費禕是荊州江夏人，以劉璋姻親而入蜀，劉備入蜀後加入劉備陣營，深獲諸葛亮信任。蔣琬、費禕合計主政二十年，史云：「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延續諸葛亮打下的基礎，還能維持相當的安定。蜀延熙十六年（二五三），費禕被曹魏的降人刺殺身亡後，蜀漢慢慢走向衰敗之路。
費禕死後，姜維以大將軍掌握兵權。姜維（二○二—二六四），天水冀縣（甘肅甘谷縣東）人，原為曹魏天水參軍，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來降，深受諸葛亮誇賞，屢建軍功，雖然官至大將軍，但在朝廷中孤立無援。姜維生性簡樸，「心存漢室」，有軍事才華，但連年出兵與曹魏爭奪隴西，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援，久戰無功，徒然折損國力。蜀景耀元年（二五八）之後，宦官黃皓弄權，企圖罷黜姜維，姜維危懼，長年領兵在外，不敢回成都。
蜀炎興元年（二六三），曹魏大將軍司馬昭派鍾會、鄧艾統率十八萬大軍分道伐蜀。主力鍾會由斜谷入漢中，姜維退守劍閣（四川廣元市）。鄧艾以奇兵從陰平間道取江油（四川平武縣），攻占涪縣（四川綿陽市東），直逼成都。後主劉禪召集群臣會商，有人主張投奔孫吳，有人主張南遷南中，眾議紛紜。益州士族出身的譙周則主張投降，後主接受他的意見投降，蜀漢亡國。
譙周的投降論是有輿論基礎的。蜀漢原本就充滿各種勢力，益州土豪出身的張松，期待劉備入蜀壓制劉璋的東州集團，但劉備仍然重用東州集團，益州人士的地位並未得到明顯的改善。諸葛亮執政雖然任用較多的益州人士，但並未能進入權力核心。簡單的說，蜀漢始終是個外來政權。
劉備、諸葛亮高舉「興復漢室」大旗，以北伐轉移內部衝突，一致對外。然而諸葛亮死後，蔣琬也不北伐了，「興復漢室」已無號召力。相反地，曹魏以受禪宣揚天命，統治日久，中原「名士」多已接受事實，甚至以書信招降蜀漢的「名士」。當時的「名士」是有輿論影響力的，因此這種書信招降能夠發揮左右民心士氣的作用，說穿了就是一種「統戰」。劉備死後不久，名士華歆、王朗、陳群和諸葛氏族人諸葛璋，都分別寫信給諸葛亮，說明天命在魏、力勸投降。諸葛亮則是以一篇《正議》的公開信，加以反駁，這算是諸葛亮的「反統戰」。
蜀漢後期，朝政紊亂，連年征戰，國力疲弊。孫吳薛珝出使蜀漢回國後，吳主孫休問他蜀政得失，薛珝回答說：「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引《漢晉春秋》）這是當時的第一手觀察，很值得參考。
譙周（二○一—二七○），巴西西充（四川南部縣）人，是當時蜀漢最有學問的人，也是《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老師。他非常敬佩諸葛亮，聞諸葛亮死訊立刻前往奔喪。然而，看到姜維多次北伐、虛耗國力而心生不滿，著《仇國論》力陳北伐之弊。時日至此，有識之士都已深知「北伐無望論」，然而姜維卻仍高舉「興復漢室」的理想，當地人則要出兵出糧，以致民不聊生，因此《仇國論》可以說是控訴蜀漢人民之苦的代表性輿論。話說回來，譙周曾經譏諷劉備和劉禪的名字，說兩人名字合起來，就是「準備禪讓」的意思，這如果是在孫吳暴君孫皓面前，肯定是要殺頭的。不過，後主劉禪還是很尊重他，讓他官拜光祿大夫，不知道是後主劉禪真的昏庸，還是蜀漢仍然保有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華麗的貴族時代：魏晉南北朝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