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是臺灣教育的轉捩年。那年的1月有「全國民間教育改革會議」，4月有「四一零教改大遊行」，6月有「第7次全國教育會議」，9月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改會）。接下去就開始一連串的「教改狂飆」——改革擺中間，教育放兩邊；只要有人「叫改」，管他「教不教」都要改！
許多人把1994定位為「教改元年」；如是說，今（2024）年就是「教改30周年」。過去一連串的教改措施——重要的有廣設大學、綜合高中、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一零八課綱、學習歷程檔案、素養導向命題等等，其中不少都已證明為失敗或異化而難以收場。
何以如此？歸根結柢，亂源實肇因於從根本就違憲又違法的教育部！
遙想1996年底，原本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專案之一的教改會建議在該會結束運作後，為持續推行教改，要在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推動委員會」，並由副院長親任召集人，其著眼點就在於不信任教育部。而事實上，自1998年初起，「教育改革推動小組」確實掛名運作，但到2002年左右因功能不彰無疾而終。
此前，吳京部長曾不甘在教育部頭上，還有一個「推動教改的太上皇」，大唱「教育部就是教改部」，並陸續推出種種急就章的政策，甚至以「一日一改革」而獲得「點子部長」的稱號。之後，教育部果真就變成「重改輕教」的「教改部」。
但教改談何容易？如果教育部不稱職，教改又怎會成功？過去自命為「教改推動者」的人總嫌家長、教師、學生不配合，但30年後，我們卻清楚看見：家長、教師與學生是屬「教改推動者」溝通的對象，而需要改革的主要對象，則應是負有政策決定和推動等權責者！因此，要想匡正教改的種種失誤，讓教育回歸本質，便應從改革教育部下手！
查《中華民國憲法》第162條：「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請注意其中用的文字是「依法監督」；此外，［教育文化］節相關條文還提到補助、獎勵與保障等功能。《憲法》第108條又明確規定「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其「四教育制度」所規範的「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中，並不包括「教育」；因為其後的法條明白規範，「教育」應由省、縣「立法或執行之」。再看《教育部組織法》，其第2條規定教育部「掌理」的「事項」，幾乎都提到規劃、輔導、行政監督、督導或協調及推動，只有兩處提到「管理」——學術網路資源與系統規劃及管理、學校軍訓教官與護理教師之管理及輔導。
總而言之，《憲法》及《教育部組織法》只賦予教育部監督、協調、推動等的權力，而不是管理或執行。然而我們看到的教育部，卻一天到晚在帶頭、在管理甚至管制，不只違反《憲法》與《教育部組織法》，還缺乏胸襟。諸多立法委員固然樂藉這一愛管理的教育部插手教育事務；但大多教師與民眾竟然已馴化而逆來順受，寧非怪事？
以下從3個大方面來說教育部應予改革的不是：
一、觀念與心態方面
教育本是承啟文化、開明心靈、變化氣質，使人安身立命的事業。教育部的角色本應該是提倡者（proponent）、促成者（facilitator）與幫助者（steward）。然而這多年來，教育部的角色卻已然異化為帶頭者（superior）、管理者（executive）甚至玩弄者（twiddler）——遂行「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發展「監控文化」（monitoring culture）。
《大學法》第1條明寫「大學以……，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到了教育部官員的口中就變成「大學要配合國家發展」；在執行時，更強化為「大學要配合執政黨的政策」。於是教育部經常改「競爭型專案」的名堂及重點，辦理學系評鑑卻不幫助學系的生存與發展，凍漲大學學費，關閉陸生來學之路，……；甚至還在2020年宣稱將蔡英文總統1984年起的聘任、升等資料以「密件」方式，封存至2049年底！
至於心無教育，唯知秉承上意，遂行「認知作戰」，教育部的肆無忌憚更是不勝枚舉：如為「去中國化」而美其名為「本土化」，藉以推行「去中華文化」的課綱；為「雙語國家政策」而美其名曰「國際化」，藉以推行戕害英語、數學、自然科學、藝術與人文、體育等各專業內容和方法素質學習的「雙語教學」課程。相反的，對於來自國小以至大學第一線的教師，因上述政策不當而產生的吶喊，教育部竟充耳不聞！
於是，展現在國人眼前的教育部，乃是整日忙著改課程總綱，改課程綱要，改入學方式，違法改修業年限與學期週數，增加各種法律的條文數與總字數，……；但就是有一點怎麼也不肯改——不但未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素養和促進教師的專業，反而益發突顯其保持「自是」心態與「集權」管理，師心自用的「老大」作為。
30年前大家翹首以盼的「教育鬆綁」，現在竟成了「教育緊箍」！
二、組織方面
2012年1月20日全文修正《教育部組織法》後，教育部下設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與青年發展署3個「機關」及綜合規劃司、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終身教育司、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8個「業務單位」，另外還有國家教育研究院等十個「三級機構」，一個行政法人。
然這一組織頗有可議：一、體育（physical education）與競技活動（sports）的性質截然不同，合由一署掌理，不止難覓領導人才，必有顧此失彼之虞。二、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合司（簡稱「師藝司」）、資訊與科技教育合司，都有欠考慮。藝術教育、科學教育與學校體育等的業務，都應歸入國教署統籌，才不至於使國民教育的內容割裂。
此外，在課程改革方面本應極為教育部倚重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竟然到如今還只是個三級機構！它早就該是個像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或中華經濟研究院一樣的公設財團法人機構，才有望發揮其功能。
三、人事方面
查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歷任部長，做得比較久的早年有程天放、張其昀、梅貽琦、黃季陸與閻振興等，後來有蔣彥士、朱匯森、李煥、毛高文與郭為藩等，近年則有杜正勝與潘文忠。這些人裡面，就數潘兩度擔任部長，任期最長，卻從無高等教育行政的經驗。
潘竟又未自覺這一缺陷，而任用適當的人選以謀彌補。如目前他的3位次長，竟沒有一位有理、工科的高級學位，也只有一位曾擔任過大學教務長，算是有高教行政經驗；至於兩位與高教有關司的司長又都只是從科員一路升遷的官僚。這樣「外行領導內行」的陣容怎能服人？當只會使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每況愈下。 「教育行政人當家，人家把行政當教育。」這句話說得還真貼切。
此外，攸關國民教育發展的國家教育研究院，自2000年成立籌備處迄今，24年以來已15度更換首長。這樣的國教院顯然已淪為酬庸站或收容所，又怎可能制訂出好的課綱？提供好的關於教育政策的建議？
今年5月，新總統即將上任，對於上述3大方面，可有對策？我們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