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貪，經文革「殘酷鬥爭」和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的洗禮，不少大陸人尤其是貪的極致。香港有綜援可拿為什麼不拿？有公屋可住為什麼不住？跟公安當局買個單程證，或花錢來個假結婚，計算一下還是有賺。
失敗者回憶錄187：泛民與本土的對立
本土派在年輕人中崛起，與愛國民主派衝突之多，不勝枚舉。這裡只選兩件事談談。
1989年後，香港支聯會每年6月4日夜晚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數以萬計的市民出席，舉起手中燭光，高呼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每年從高處拍下的萬點燭光照片告訴全世界，有一個主權屬於中國的地方，持續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隨著本土意識興起，當年由父母帶去維園參加晚會而有了民主覺醒的年輕一代，想法已與他們的前輩不同了。他們看不到中國有民主前景，看不到在一黨專政的主權下，香港莫說民主了，連延緩沉淪都難。他們對每年六四的固定口號、年年一樣的「行禮如儀」，感到虛偽和無意義。參加六四晚會的人數逐漸下降。
2013年，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分繼續下跌。本土派在網上發起杯葛維園晚會，他們不是不支持悼念六四，而是反對支聯會提出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主題口號。他們另選地方舉行悼念六四活動。
支聯會歷年的六四主題，都沒有「愛國」字眼，何以2013年會突然提出「愛國」呢？很難讓人不想到這與近年中共提出香港從政者的條件是「愛國愛港」有關。聯繫到這些年的中港矛盾，大中華派政治人物極少站在香港自主立場參與抗爭，而這時候藉六四提出一個「愛國」主題，香港民情會怎麼反應，其實不用評估就知道了。
「國」被黨綁架，在香港已人所共知。反國教(國民教育），其實反的就是「黨教」。在大陸，清醒的知識人也早看清楚「愛國」的涵義。因此，當支聯會以本土派杯葛燭光集會為由，幾次向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寄郵件和報章，希望她批判本土派的「歪論」時，丁子霖的回答是：雖然反對杯葛燭光晚會，但她站在本土派一方，表示「我看人家（本土派）提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啊」。1989年血腥鎮壓之後，愛國的概念變味了，政權把愛國變成愛黨，她說：「我不了解支聯會出於甚麼考慮，提出這個口號，這麼愚蠢！……支聯會應該好好反思一下。」
支聯會不但沒有對丁的意見做出反省，反而由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回了她一個電郵，提出16點意見，其中第4條提到對該「愛國」口號立場是「撐到底」（即支持到底），第5條批評丁不了解香港形勢，第3條說泛民本質關心中國的事和發展，這就是愛國。又指丁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丁說「這簡直是對我人格的侮辱」，「我提點意見，希望有所改進，即使不對，也不至於招來如此辱罵啊」。
在天安門母親的盛怒下，徐漢光致信丁子霖道歉。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宣佈更改原訂口號，改為「平反六四，永不放棄」。
這一年及以後幾年，六四的維園燭光儘管仍然燦爛，但也有本土政團和大學校園另舉行六四集會，與支聯會分庭抗禮。也可以說是傳遞不同的六四意義。
2016年，我應邀參加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六四晚會。我在發言中講到香港人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沒有發言權，所以在89民運時積極爭取中國民主，想由此帶來對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但經過將近30年，中國民主越來越顯得沒希望。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覺得要挽救香港的沉淪，就要首先認清自己是香港人。香港要自救，就要擺脫乞求中國的恩賜。我說我不懷疑這麼多年來，維園悼念活動的動機，但實際上卻是不斷加強我們的中國意識，而結果就是令我們放棄爭取對香港命運的自主權。在這種情形下，年輕一代要與維園悼念活動切割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件事是2013年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以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身份，協助一名新移民就申領綜援提出司法覆核，獲終審法院裁定勝訴，引發社會爭議。
所謂「綜援」，是香港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港府在2004年訂立條例，限定新移民需居港七年才符合申請綜援資格。終院裁決這條例不符合《基本法》。新移民到港可以立即申請綜援。
終院作出新移民勝訴的裁決，根據的是《基本法》第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這條沒有指明必須是居港七年的「香港永久居民」。
照法律字眼去裁決，自然是合法的。但這明顯是當初制訂《基本法》的漏洞。因為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不可能在移民之始就獲得與當地永久居民同等福利。這位申請司法覆核的新移民叫孔允明，稍早她在高等法院敗訴。法官指孔婦在廣州擁有物業，兩名兒子有謀生能力，她並非是完全無依無靠的寡婦。但蔡耀昌還是幫她上訴到終審法院。
終院的裁決，尊重法律的香港人不會去挑戰。但這合理嗎？幫助新移民作司法覆核的蔡耀昌就被社交網頁罵翻了。2014年元旦遊行，蔡耀昌被一批「反赤化」的網民圍堵，並斥他為「賣港賊」、咒他「落地獄」。
香港有多少人在廣州有物業，兒子有謀生能力？孔婦何以還要在香港申請綜援？但人性本貪，經文革「殘酷鬥爭」和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的洗禮，不少大陸人尤其是貪的極致。香港有綜援可拿為什麼不拿？有公屋可住為什麼不住？跟公安當局買個單程證，或花錢來個假結婚，計算一下還是有賺。到港後隱瞞大陸家庭成員、財產和退休金，拿香港錢，偶爾回大陸享受，這就是從「新中國人」變成移居香港的「新香港人」，也是和腐敗的大陸人合搞的「中港融合」。
但愛國民主派有數十年發展下來的組織，有基本的支持民眾，在立法會擁有不算少的議席。本土派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年輕人的熱血，探求真理的熱誠。而對付他們的是整個體制的孤立與攻擊。（186）
失敗者回憶錄188：我最滿意的一次訪談
「自決」不等於「獨立」，自決是世界人權公約訂明的基本人權，是權利；而獨立則是自決追求的目標之一，但不是唯一。
在前面回憶黎智英的幾篇文章中，我已談到他是支持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大中華派」，曾指示旗下報刊不要讓本土派發表太多言論。
這種取向，我認為主要是基於當時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西方企業樂見中國開放後給他們提供的廉價勞力、土地使用權和無污染代價的投資環境，樂見中國的超大市場。西方政界又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的自由、民主和遵守規則的價值觀。而香港作為前進中國的基地，中國也必定會讓香港保持一國兩制，以符合中國的利益。
西方世界對香港人受到的侵凌不太關注。世界上比香港慘的地方多得是。香港人自主的前景反而使西方難以捉摸，因此，西方願意支持的是：在一國兩制下爭取《基本法》訂下的民主普選。
本土化思潮在九七後約十年興起，泛民的支持者開始流失。2010年民主黨走進中聯辦商討並妥協產生政改方案後，每次選舉都受到本土派挑戰。在「告急」聲中，泛民要求選民不要分散票源給本土派，以致使建制派「漁翁得利」。於是，有了要求選民「含淚投票」給不喜歡的民主派的說法。
黎智英在每次選舉時也下令報刊配合支持泛民主派候選人。我主編論壇版因為要文章好看，不但沒有配合支持泛民主派，反而會提供泛民與本土展開論戰的空間。因為讀者愛看不同意見的爭鋒，而且真理越辯越明。終於，黎智英撤換了我的主編職務，使最熱鬧的論壇淪為泛民的喉舌。
不過，誠如我先前所說，我對此無怨。他是老闆，有他的民主觀念，也有與國際社會的意識契合的想法。
後來，有一個網上分享軟體Foxy 披露黎智英政治捐款的訊息，指他從2006年到2011年，捐給民主黨1369萬港幣，捐給公民黨1455萬港幣。
政治捐款在民主國家事屬尋常，但在中共高度介入香港政治的情況下，幾乎沒有商人願意給民主派捐款。泛民或本土的政治捐款來源多靠在遊行時設於路邊的「街站」。黎智英對泛民的大額捐款是一大消息，而更重要的訊息，則是報導指在09/10年度，他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99%，佔公民黨的68.2%。他固然是泛民的「大水庫」，也同時證明泛民來自一般市民的捐款少得可憐。
香港民意趨向已經很清楚。在中共封殺民主普選，大陸對香港人生活的滋擾侵凌下，港人捍衛本土的意識不斷升高。而泛民主派雖然也反共爭民主，卻不但沒有積極支持本土意識，反而打壓本土派，導致支持者流失，財源枯竭，靠黎智英獨撐。
我儘管不再主編論壇，但仍在《蘋果》寫社論。我忠於自己的認知，不受黎智英及《蘋果》偏向泛民的立場所左右。我提出自有人類以來，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土民主，從沒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民主。乞求強權分些政治權利給人民，是不可能的，《基本法》列明也無濟於事。必須以本土利益聯繫最廣泛的市民，即使力量仍不足以對抗強權，也還是一股擰在一起的力量。
我強調「自決」不等於「獨立」，自決是世界人權公約訂明的基本人權，是權利；而獨立則是自決追求的目標之一，但不是唯一；自決的結果不一定是獨立，可以是一國兩制，或與中國完全融合的一國一制。我又指出「獨立」的英文是independent,它的造詞結構從dependent 而來，指的是與依賴、依附相反的狀態。它的反義詞不是統一（united），統一是指與分裂相反的狀態，是先有分才有合（統一）。一個獨立的人，指其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有自主意識和自由意志，他的行為與抉擇基本上不受他方影響。
我在社論反覆強調，香港市民有宣傳港獨的言論自由。因為只要不是行動的一部分，沒有引起「明顯而立即的危險」，言論自由不應該有任何限制。
我站在本土和年輕人一邊的言論，在那幾年頗受關注，特別在年輕人中被廣泛傳閱。2015年2月6日，香港電台邀我出席「星期五主場」節目，在主持人咄咄逼人·下，我簡略談到當時社會關心的幾個主要問題。我事前沒有準備，不知道主持人會問什麼，但因為大部分問題都是我寫過或至少在腦子裡盤旋過的，因此不加思索地迎刃而答。當晚在電視台播出後，立即在各網頁被廣泛傳播。網民的回應延續了好幾個月，絕大部分是正面的。我自己也覺得那是我那幾年最滿意的訪談。
網民回應中，最令我感動的是署名馬黑白寫的《李怡先生，謝謝你》。在短短的文章中，這位年輕人洞悉了我以八旬之年，為文、發聲的用心和立意，誠懇地向我致謝。得到年輕人的共鳴，使我深感所有的努力，沒有白費。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