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學界大儒，季羨林只是一個知識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則是知識與道德並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積極地有所作為，而王元化則是低調地有所不為，緊緊堅守為人的尊嚴。
三位學界大儒，孰高孰低？基於對知識份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對於知識份子整體而言，需要有人「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擔當道德先鋒；也需要有人「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替中國文化守住一線命脈。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價值最高。但倘若知識份子徒有烈士之悲壯情懷，缺乏深邃的思想與學理支撐，如此的道德勇氣也只是沙灘上的巨塔。何況道德實踐在現代社會，並非知識份子一家之專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屬性，作為知識份子公民，他的道德實踐，最好具有深刻的專業背景，避免成為空頭道德家，誠如王小波所說：「對於一位知識份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識份子的選擇首先是不作惡，有所不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線。沉默未必是金，但也無可厚非。道德對「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權，對隨波逐流的作惡者從嚴，要求「槍口抬高一寸」，擔當作惡者該擔當的罪責；而對潔身自好的沉默者從寬，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選擇有較高的道德責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只有有限的、底線的道德倫理。道德這個玩意兒，不是用來談論的，而是用來實踐的。與其成為空頭道德家，不如自我踐行，以一己之風範激勵士林，改變風氣；不能作為底線道德苛求眾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識份子同仁。而道德的實踐，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著知識的沉默，長時段的思想啟蒙，道德價值未必就在壯烈情懷之下。地火的運行，是一般心浮氣躁者所難以洞見。
在知識份子群體當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種相互殘殺的戾氣。自己不敢直面不義，就將勇敢發洩到同樣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為自己夠勇敢了，以一己為尺度，強迫所有的人特別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處於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覺地產生此類道德強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國為甚。
一個正派的士林，是對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體，對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對任何人輕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問。因為我們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點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對子民也充滿憐憫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讀了幾年書的知識份子）不同于神，有英雄聖人的豪邁，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憐。對凡人提出類似神的聖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踐行聖人之德，但在一個正派的社會裡面，不可被強迫成為聖人——不管這一強迫來自何方、何種名義。
我永遠謹記，比抽象的道德原則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價值——每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嚴、精神和與生俱來的人性脆弱。其實，正如巴斯卡所言，即便是知識份子，也不過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而已。
＊作者為知名學者。（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原標題為〈不一樣的沉默：也談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責任編輯：代金鳳，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