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近來的思想界有一點小熱鬧。從楊絳去世，扯出如何評價錢鍾書夫婦生前的「默存」，再到激烈爭議知識份子是否有沉默權，其道德責任何在，這場久違的爭論似乎尚未結束，許多問題依然似是而非，混沌一片。我本來只是想做一個沉默的看客，但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研究者，我的專業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說幾句，以試圖澄清爭論中的一些霧霾。
面對社會不義，知識份子是否有權保持沉默，他的道德責任何在？這是一個古老而永恆的問題，從永恆的原則出發答案不言而喻，知識份子的本性決定了他天生就「應該」是普遍真理的捍衛者，社會不義的批判者。然而，這種「應該」的道德責任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卻不是一個不正自明、有統一標準答案的常識，而是具有內在緊張、衝突和悲壯的實踐困境，只有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才能做出比較公允的評價，倘若揮舞一條天然正當的道德大棒橫掃士林，必定會誤傷賢良、連累無辜。
知識份子是否有沉默的權利？在法律上說毋庸置疑，連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何況知識份子乎？問題僅僅在於，知識份子面對社會不義保持沉默，其在道德上是否正當？還是有德性上的虧欠？
對某個具體的人物、具體的知識份子群體，假如要做道德審判，第一條原則，必須將之置於具體的歷史語境。任何抽離歷史語境的判決，都是無效的、空洞的乃至冷酷的。
沉默作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乃是指不受強制的自由意志的選擇權，它屬於天賦的、人人都擁有的、自然正當的權利。但自然正當，不等同於道德正當。法律意義上的自然權利，指的是個人的自由意志的自願性選擇。一旦意志處於不自由的狀態之下，而被迫選擇沉默，雖然這一選擇是「自覺的」，卻不是「自願的」，只能說是「不自由意志」的「不得已」選擇，其道德意義也因而變得複雜。
沉默的道德意義，有三種迥然不同的歷史語境：
第一種在自由社會，雖然有憲法和法律所切實保障的言論自由，一些公民（包括知識份子）面對社會不義，依然緘默不語，態度冷漠，不聞不問。雖然他們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當的權利，但因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在道德上無疑是有瑕疵的。尤其是所發生的不義，與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關係，對自由人的道德要求無疑要更高，比如，政府通過了一個違背公眾利益也包括你個人利益的法令，你明知不必付什麼代價，卻不願參與公眾的抗議活動，只想不勞而獲，搭便車，這種沉默既是一種政治冷漠，也是道德上的自私，理該受到譴責。
第二種是在非常年代，運動之勢，雷霆萬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高壓之下，強迫人人表態，互相揭發批判，連沉默的權利也被剝奪。在眾人爭先恐後上臺表態、呼喊口號的時候，倘若有人在紅色潮中悄然隱身，做一個沉默的「逍遙派」，雖然算不上什麼高尚的美德，也是要有一點潔身自好勇氣的。在那個年頭，不人云亦云，不落井下石，不揭發批判老師、同事，是很需要一點內心的定力與良知的。
將錢鍾書與馮友蘭比較一下，就明白了什麼叫雲泥之別。同樣面對江青的恩惠，一個是「天子呼來不上船」，另一個是寫效忠信表達感激涕零。至少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錢鍾書夫婦有揭發批判別人的歷史。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沉默的權利也被剝奪的歲月裡，張志新、顧准、林昭固然了不起，但像錢鍾書這樣有所堅守，有所不為，也同樣令人肅然起敬。錢鍾書常常讓我想到魏晉時代的阮籍。「竹林七賢」眾傑，個性剛烈的嵇康被殺，世故的山濤入仕周旋於權力場中，而阮籍則退隱山林明哲保身，司馬昭提出要與這位大名士結兒女親家之好，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絕。阮籍、錢鍾書雖非道德英雄，卻是有所不為的狷者，是黑暗時代中的正派人。他們在「不自由意志」之下，做出的是雖非英雄、卻不無自尊的自覺選擇。
第三種是在威權社會，比如兩蔣時代的臺灣，不像非常時代那樣強迫人人表態，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卻又不完全；沉默的權利是有的，甚至沉默為當權者所默許與鼓勵，社會的沉默與政治的威權構成了某種默契的同謀。然而與非常年代一樣，知識份子的議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氣與擔當。於是，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沉默，便成為了「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選擇。在這樣的時代裡面，發聲固然是道德擔當，沉默就必定意味著道德虧欠嗎？
依我之見，對知識份子整體精神狀態的道德診斷，必須置於一定的歷史語境，而對個別具體人物的臧否，更需要審慎。道德評判最適用於「自由意志」下的自由人，對於「不自由意志」下的不得已者，抽象的道德原則不過是削足適履、強人所難。在非常年代，潔身自好只是少數，沉默反而彰顯出正派的低調美德；在威權時代，「沉默的大多數」既非美德，也非失德。道德對於「不自由意志」所做的不得已選擇，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與寬容。因為人不是天使，亦非魔鬼，人性中有聖俗二元性，既然道德審判的不是天使，而是凡人，那麼道德尺度必須符合人性。
從柏拉圖、阿奎那到19世紀俄國、法國的知識份子，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義化身自居，對於知識份子來說，社會輿論對其人性的期待會更高，即使到了世俗年代，知識份子成為與鞋匠同樣的職業，而非某種精神象徵，社會對他們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因為知識份子所從事的是特殊的職業，這一特殊的職業過去是神聖的，擔當天命的，現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擔當。因此，民眾中「沉默的大多數」令人習以為常，知識份子中「沉默的大多數」便引起了爭議。
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著就是令人深惡痛絕的犬儒主義？
對政治冷漠，對不義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掃入犬儒主義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遠叫不醒的裝睡之人」。然而，被歸入犬儒的知識份子，據我的觀察，有真偽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價值虛無主義或道德虛無主義者，在他們內心深處，拒絕一切道德的善惡和價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虛無，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實的；為了一己之私利，怎麼幹都行；不要與哥討論正義、良知，神馬都是浮雲！如此「沒頭腦」的犬儒主義者，都是一些精緻的或粗鄙的利己主義者。平時奉行低調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環境險惡，為了自保，不惜隨波逐流，應聲附和，甚至參與作惡。
然而，混跡在犬儒大軍中的，還有一批「裝睡的」清醒者，是為「假犬儒」。他們內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確清晰的是非善惡，只是緣於各種主客觀原因，不敢也無法站出來說話，只能成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於是「外圓內方」成為他們的生存策略，場面上說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視的套話，重壓之下也偶爾做個把違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靜之時，尚存的良知會出來折磨，讓自己痛苦一會兒，需要找一兩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機會彌補自己良心的虧欠，偷偷給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幫助。這樣的「假犬儒」，在中國知識份子之中相當普遍，公平地說，可能還是「犬儒」中的大多數。
陳寅恪被認為是中國知識份子中「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範。然而，從表面觀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經歷了三朝風雨，從來沒有公開站出來抗議社會不義，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華園守護學術自由。陳寅恪所體現的道德，不屬於康得所說的「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與勇氣的私下表達」。表面來看政治上的確「犬儒」，但在專業領域與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風骨，守得住道德底線；不屑「有所為」，但必定「有所不為」——其實，錢鍾書何嘗不是如此？
討論到這裡，就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識份子，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個世紀之交，曾經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學界大儒季羨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徵。季羨林作為一代國學大師，為學術而學術、為求知而求知，成為博學鴻儒的為學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為啟蒙領袖，民間有「南王北李」之稱，但啟蒙方式頗有異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學風浮躁，只問主義，不屑問題，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繼承的是「五四」理性主義傳統。他如同清代的戴震，義理考據並重，賦予「尊德性」以「道問學」的基礎，化啟蒙理想為深厚的學理。李慎之繼承的是「五四」狂飆傳統，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為了鼓舞士氣，指點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實踐，試圖身體力行，殺出一條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潛思，慎之熱忱，道相同而路相異。這不僅是兩位啟蒙大師的分野，也是追隨其後的啟蒙知識份子們不同的努力方向。
三位學界大儒，季羨林只是一個知識的存在，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而王元化則是知識與道德並重。即使是道德的存在，李慎之是積極地有所作為，而王元化則是低調地有所不為，緊緊堅守為人的尊嚴。
三位學界大儒，孰高孰低？基於對知識份子不同的自我理解，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對於知識份子整體而言，需要有人「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擔當道德先鋒；也需要有人「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替中國文化守住一線命脈。以道德衡量之，似乎前者價值最高。但倘若知識份子徒有烈士之悲壯情懷，缺乏深邃的思想與學理支撐，如此的道德勇氣也只是沙灘上的巨塔。何況道德實踐在現代社會，並非知識份子一家之專利，而是公民的普遍屬性，作為知識份子公民，他的道德實踐，最好具有深刻的專業背景，避免成為空頭道德家，誠如王小波所說：「對於一位知識份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重要。」
在「不自由意志」之下，知識份子的選擇首先是不作惡，有所不為，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線。沉默未必是金，但也無可厚非。道德對「不自由意志」下的迫不得已者，有一定的斟情權，對隨波逐流的作惡者從嚴，要求「槍口抬高一寸」，擔當作惡者該擔當的罪責；而對潔身自好的沉默者從寬，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
「自由意志」下的選擇有較高的道德責任，而「不自由意志」下的選擇，只有有限的、底線的道德倫理。道德這個玩意兒，不是用來談論的，而是用來實踐的。與其成為空頭道德家，不如自我踐行，以一己之風範激勵士林，改變風氣；不能作為底線道德苛求眾人，哪怕是自己的知識份子同仁。而道德的實踐，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著知識的沉默，長時段的思想啟蒙，道德價值未必就在壯烈情懷之下。地火的運行，是一般心浮氣躁者所難以洞見。
在知識份子群體當中，比沉默更可怕的，反而是一種相互殘殺的戾氣。自己不敢直面不義，就將勇敢發洩到同樣是弱者的同道身上；或者以為自己夠勇敢了，以一己為尺度，強迫所有的人特別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處於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更容易不自覺地產生此類道德強迫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以今日中國為甚。
一個正派的士林，是對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體，對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不對任何人輕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問。因為我們都不是上帝，都是有人性弱點的凡人，即使是上帝，對子民也充滿憐憫之心，理解人（即便是多讀了幾年書的知識份子）不同于神，有英雄聖人的豪邁，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憐。對凡人提出類似神的聖人之德，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踐行聖人之德，但在一個正派的社會裡面，不可被強迫成為聖人——不管這一強迫來自何方、何種名義。
我永遠謹記，比抽象的道德原則更值得尊重的，是人的價值——每一個活生生的人——他的生命、尊嚴、精神和與生俱來的人性脆弱。其實，正如巴斯卡所言，即便是知識份子，也不過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而已。
＊作者為知名學者。（本文原刊《騰訊大家網》，原標題為〈不一樣的沉默：也談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責任編輯：代金鳳，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