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上的沉默，是否意味著就是令人深惡痛絕的犬儒主義？
對政治冷漠，對不義保持沉默，似乎都可以掃入犬儒主義的垃圾堆，那似乎是一批「永遠叫不醒的裝睡之人」。然而，被歸入犬儒的知識份子，據我的觀察，有真偽犬儒之分。「真犬儒」是一批價值虛無主義或道德虛無主義者，在他們內心深處，拒絕一切道德的善惡和價值的是非，一切皆是虛無，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實的；為了一己之私利，怎麼幹都行；不要與哥討論正義、良知，神馬都是浮雲！如此「沒頭腦」的犬儒主義者，都是一些精緻的或粗鄙的利己主義者。平時奉行低調的、沉默的生存策略，一旦環境險惡，為了自保，不惜隨波逐流，應聲附和，甚至參與作惡。
然而，混跡在犬儒大軍中的，還有一批「裝睡的」清醒者，是為「假犬儒」。他們內心有自己的良知，有明確清晰的是非善惡，只是緣於各種主客觀原因，不敢也無法站出來說話，只能成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於是「外圓內方」成為他們的生存策略，場面上說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甚至鄙視的套話，重壓之下也偶爾做個把違心之事，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靜之時，尚存的良知會出來折磨，讓自己痛苦一會兒，需要找一兩好友借酒消愁，或者找機會彌補自己良心的虧欠，偷偷給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幫助。這樣的「假犬儒」，在中國知識份子之中相當普遍，公平地說，可能還是「犬儒」中的大多數。
陳寅恪被認為是中國知識份子中「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人格精神典範。然而，從表面觀之，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犬儒」。經歷了三朝風雨，從來沒有公開站出來抗議社會不義，唯一的例外，是二十年代末在清華園守護學術自由。陳寅恪所體現的道德，不屬於康得所說的「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而是「理性與勇氣的私下表達」。表面來看政治上的確「犬儒」，但在專業領域與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風骨，守得住道德底線；不屑「有所為」，但必定「有所不為」——其實，錢鍾書何嘗不是如此？
討論到這裡，就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知識份子首先是知識的存在？還是道德的存在？
不同的知識份子，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在上個世紀之交，曾經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學界大儒季羨林、王元化和李慎之，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徵。季羨林作為一代國學大師，為學術而學術、為求知而求知，成為博學鴻儒的為學楷模。王元化和李慎之同為啟蒙領袖，民間有「南王北李」之稱，但啟蒙方式頗有異趣。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學風浮躁，只問主義，不屑問題，故到九十年代提出「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繼承的是「五四」理性主義傳統。他如同清代的戴震，義理考據並重，賦予「尊德性」以「道問學」的基礎，化啟蒙理想為深厚的學理。李慎之繼承的是「五四」狂飆傳統，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失去批判激情。為了鼓舞士氣，指點方向，他以一己之道德實踐，試圖身體力行，殺出一條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元化潛思，慎之熱忱，道相同而路相異。這不僅是兩位啟蒙大師的分野，也是追隨其後的啟蒙知識份子們不同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