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人瑣事或天氣狀況等，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記皇帝逝世，過了幾天又記自己「患腹瀉，狼狽不堪」；自雍正元年以後，凡朔望朝會或皇帝親行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記當日「大風」、「狂風大作」、「大雨傾盆」、「大冰雹」；熱河偶發大水，查記「官員淹死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雨中飛蝗蔽天」；⋯⋯。諸如此類的記載是否確屬事實，今天已無從查考了。不過大致可以認定，查嗣庭不會低級到出此雕蟲小技，發洩胸中的怨恨。雍正帝卻把這類雞毛蒜皮之類的瑣細小事大加渲染，硬說查嗣庭「悖禮不敬」、「譏刺時事」、「幸災樂禍」。
在雍正帝看來，第一部分罪證不過是治罪的參考，而第二部分日記，白紙黑字，腹誹心謗，才是足以令人信服的確鑿的、有分量的罪證，所以雍正帝稱之為「種種悖逆實為」。這樣說貌似有理，實際仍是站不住腳的。查嗣庭對文字謹慎到了極點，據說他的書房每晚房門緊閉， 有人曾從窗縫竊視，只見他秉筆疾書，寫完後又爬上梯子，把所記文字藏到房樑上。縱使查嗣庭真的對現實政治不滿，但如此慎之又慎地私記日記，秘不示人，亦無相應行為，又怎能構成「悖逆實為」呢？
動不動僅以文字便斷定是「悖逆實為」這種邏輯清初已有，到雍正帝普遍加以運用，與皇帝無上權威結合在一起，日漸成為不可移易的真理，很少有人去懷疑它。而查嗣庭的命運就這樣定了。雍正五年五月當刑部等衙門奏請照大逆律將查嗣庭淩遲處死時，他已死於獄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好讀出版《中文字的故事【彩圖珍藏版】》（原標題：文字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