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女性紀念公園」這個名字，包含了兩種人權觀念：首先，是「勞動」一詞背後的勞工權益。在此，我們必須回顧罹難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一九六六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快速轉型的里程。高雄港的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吸收農村低廉勞動力。當時生活困苦的漁村少女，尚未完成基礎教育，就被家人剝奪了繼續學習的機會，奔赴加工出口區的工廠上班掙錢。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立後短短十年間，全台灣三座加工區廠商直接僱用的勞動人口數便高達七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女性。台灣的經濟起飛，女性功不可沒。
當時，勞工權益缺乏基本保障，在勞工中更加弱勢的女工，用張愛玲的話來說，更是「比塵埃還低」。一九七三年的這場船難，換來此後交通安全意識的覺醒和勞工權利的進步。如今，往返高雄前鎮與旗津的渡輪，已由民營改為由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並為乘客投保每人新臺幣貳百萬元的意外險。而在職場工作條件和福利制度上，更是一步步提高和完善。
其次，是「女性」一詞背後的女權意識。過去，在華人文化圈內，許多空間的地景，如紀念碑、紀念館都以男性為主，女性及其相關的歷史事件，卻幾乎被忽略和遮蔽了，隱沒在地圖和史書中。在此背景下，由高雄市政府、中華文化總會與相關性別、女性、勞工團體共同推動，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成為台灣女性文化地標中唯一由政府公家機關高雄市政府設置及出資建蓋的一處，其意義相當重大。
唐代詩人李白有一首寫閨怨的詩歌，「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無窮的哀怨盡在不言中；而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出現，則將這兩句詩改寫成——「昔日斷根草，今成芙蓉花」。在職場上，男女平等通過立法深入人心。台灣陸續在二零零二年施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二零零四年施行《性別教育平等法》，二零零六年施行《性騷擾防治法》，「性平三法」讓在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中倍受壓抑的女性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台灣自二零零零年以來已經有過女性副總統呂秀蓮，二零一六年又迎來女性總統蔡英文，當年罹難的二十五位少女若是知曉這一切，大概會倍感欣慰吧？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