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後建物由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購得，委由鼎一建築師事務所方汝鎮、朱祖明建築師進行外觀改建，但並未傷及主體結構，只是加上一層當時流行的玻璃帷幕外牆與磁磚，並將高層階梯狀造型的樓層配置，外推至全棟各層相同面積形成筒狀量體，內部裝潢與空間仍有許多值得珍藏檢視之處。這是日本時代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尤其是菊元這樣高質量作品，在戰後繼續使用時為求表面更新與節省成本而時常使用的手法，將來若環境允許、各方面條件齊備，也充分具備妥善恢復舊貌的基礎。
同為1932年開幕的臺南林百貨，以及1941年在高雄開幕的鹽埕町吉井百貨，與菊元同為臺灣最早的三家百貨公司。如今吉井百貨為後來的使用者華南銀行拆除改建大樓，而臺南的林百貨甫修復竣工重新開幕，成為結合歷史、商業與藝術的著名文化地標。
菊元做為戰後如雨後春筍般成長的日系百貨始祖，見證從臺北戰前到戰後，政權轉移過程之商業發展及社會流行文化史，建築的身影響應各時期不同政權政策 及時事見證的歷史畫面大量呈現於城市影像紀錄中，如日本時代的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日軍攻克武漢、皇紀兩千六百年紀念；戰後歡迎國民政府來臺、慶祝軍 人節、慶祝蔣總統誕辰等。也廣泛出現在文學書寫及回憶敘事，如與那原惠在《到美麗島》中描述臺北因為有與世界潮流接軌的菊元百貨，可享受比東京還先進的進步潮流；鈴木怜子在《南風如歌》中回憶戰爭時期糧食供給緊縮，市民在菊元食堂排隊領取配給糧食，有時甚至只有香蕉；以及戰後由黨國接收做為軍職人員特惠商 場、也是反共義士接受軍友社招待的場所，無論從歷史價值、社會意義及美學角度，皆具有高度保存價值，若能指定為古蹟保存，便有機會恢復原貌延續城市發展的 故事。
菊元於2014年由國泰世華銀行轉手同集團之開發單位國泰建設，而獲民眾向文化局提報指定古蹟之後，得到文化局「予以列冊追蹤」的結論。在產權人國 泰建設已談妥週邊鄰房都更意願，計畫拆除重建大型觀光飯店的因素之外，對於大多數為建築專業背景，重視硬體本身價值的審議委員而言，目前改建與殘存程度也 是無法立即指定菊元為古蹟的主要原因。其實歷史性價值的呈現在於歷史過程，不必然非得需要透過大規模修復，回到菊元最初的樣態方能顯現其價值，即便是日本 時代菊元在臺灣經營的十三年期間內，也已有如增加大型霓虹招牌、1935年增建頂樓設施等許多部份的改變。
歷史場所保存手法有非常多種，現在固然沒體驗過菊元做為生活與記憶重要場景及見識其風華的年齡族群比體驗過的人多，恢復原貌有助於激發社會想像，是值得期待的做法。但就算維持目前的狀態，見證戰後以來臺灣社會思潮、美學價值、工業技術與看待城市空間機能置換的態度及手法，也並非毫無保留價值。更重要 的是，先保留下來，才有機會持續討論該不該復原，以及該復原到哪個階段？
如同在臺北城內已經大幅度改建並指定為古蹟的辰馬商會本町店鋪及大阪商船臺北支 店，未來該做何種方式的修復都還有討論空間，但若構造不存，逐漸為社會所淡忘，相關的討論則不成立，民眾延續此歷史記憶如何傳承的議題之自我教習機會便又 會少了一處。
期許文化局及早應對，積極處理取得先機，主動發揮為保留城市歷史環境把關之功效，避免再發生艋舺寶斗里青雲閣等重要文化資產於列冊追蹤期間遭到破壞的遺憾。比起需要查閱才會浮現的文本，建築物強烈的存在感不言自明，承載改朝換代，不同世代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共同記憶，菊元的歷史價值若能以實存空間訴說，對於城市身世的講述，會有不同於僅憑文字或影像理解的深刻意義。
文/凌宗魁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洞見Insight
